苦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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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晚期；在美国做了手术，疗养几个月后突然很想回国，吵着让儿子把自己送回北京。
“其实是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我想抓紧时间，对你讲述一切，以免把我的故事带人另一个世界……”
当然，我也读了她的赴朝日记。但是，她的讲述比日记更生动，完整。她每日的讲述有两到三个小时，都是根据日记所载勾起的回忆来说给我听。经她的同意，我在笔录的同时，也做了录音——这既是为了保证材料不被遗漏同时也是为了保存
下她的声音。想起在肿瘤医院，面对仰在床上的她，望着她因肺癌而显得潮红的脸，因回忆而显得激动的双眸，听着她那娓娓道来的柔和的女性声音，真令我奇怪，一个六十多岁的病体沉疴的女人竟会有如此年轻而温柔动人的嗓音。
我在肿瘤医院病房的采访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也没忘记同她的女儿玉薇就我与苦夏的合作一事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有关版权方面的合同。按照合同我将在书中隐去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
采访结束的那天下午最令我难忘：她结束讲述后，长吁一口气，将头微微后仰。那时，夕照的光芒从窗口射进，映在她床头盛开的一束康乃馨花瓣上。她的脸朝向鲜花凝视许久，轻吐一句：
“完了……总算讲完了……”
在我辞别将要离去时，她伸出白皙的右手，但无力抬起，手掌心朝上，微微抖动着。
我上前握住她的手，感到她柔软的手指正在颤栗。她与我凝视，轻轻说：
“这个世界，现在只有你，对我知道得最多……我对孩子也没讲过……”
我握着她的手，一时无言对答。
“我走的时候，你来送我吧？”她喃喃道。
“一定。”我直视她双目，郑重承诺。
……握别玉薇后，我再次回头注视苦夏的遗容，再次鞠躬，尔后步出告别室。那时，“道拉吉”的乐曲还在我耳畔飘荡。
我脚步匆匆穿越吊唁的人们，疾步走出八宝山公墓大门。地铁站旁，人们出出进进。卖报的小伙子在高声叫卖。一旁的烤炉上，小贩翻捡着烤熟的地瓜……生活在照旧进行，人们并不在意附近的墓园此刻又送走了什么人。然而回首看去，八宝
山墓园上空，一缕淡淡的青烟向空中袅袅飘升，那或许是苦夏的灵魂飞离了人间？
我知道，阳光灿烂的天空中，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当天晚上，在书房里，我再一次打开录音机。磁带无声转动，扩音器里响起了苦夏生前娓娓的诉说。
第一章
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行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蚶锅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的比伙计们体面些，
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
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1948年12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271 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配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滩烂肉酱！”“他是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