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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知道点中国文学-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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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
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
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
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
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
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
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
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
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
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
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
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
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
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
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
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
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
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
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
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
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
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
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
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
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
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
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
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
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
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
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
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 88 */第五部分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
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真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
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
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
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

    ———《聊斋志异。婴宁》

    现在开始讲一个故事,话说在一个集市上,一个农夫打扮的老人向卖梨人讨
一只梨而不得,旁观者买一只赠之。老人吃罢,用锄头在地上挖个坑,把吃剩的
梨核中的种子放进坑里,浇上讨来的一壶开水。眨眼间,地上冒出一片小绿芽,
长成一棵小梨树。不一会儿梨树开花,结果,梨子成熟。老者将梨分赠大家。吃
完以后,老者举起锄头将树挖倒,把它持作拐杖离去。卖梨者只顾看热闹,这时
发现自己手推车上的两筐梨子全没了,方才明白老者是个农夫打扮的术士,他树
上的梨原是自己车上的梨。急忙追赶,术士不见,只找到了他扔掉的树干拐杖,
这才发现它是自己接在遮阳伞上的那根棍子。

    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来自蒲松龄家喻户晓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 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
: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
嘴脸,譬如《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二、讽刺科举,勾
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与考场中营私舞弊,如《司文郎》、《考弊司》、《
书痴》等篇。三、歌颂、描绘坚贞、纯洁的爱情及底层妇女、穷书生,有《鸦头
》、《细侯》等。《聊斋志异》中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
调,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狐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
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如《画皮》、《劳山
道士》等。

    蒲松龄(公元1640年—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从
小有文才,可惜年长后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在家中教书
为业,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自言“才
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
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76岁过世,所著有《文集》4 卷,
《诗集》6 卷,《聊斋志异》8 卷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
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来,他的花妖狐魅大多秉具人
情,和霭可亲;但又行动鹘突,擅长形变,并非常人。这种因素促使作品想像丰
富奇特,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上。
以婴宁为例,真个是她到那里,笑声就跟到那里。作者在描写花妖狐魅所幻化的
人物时,常能掌握妖魅原型的特点,也有助于人物的个性化。如《绿衣女》中写
绿衣女是“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其声娇细,活画出一个绿蜂幻化的
女子形象。

    故事情节倏忽变化、离奇曲折,也是《聊斋志异》的突出成就。《聊斋志异
》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
的曲折有味,以紧紧吸引读者。如《西湖主》中陈弼教在洞庭湖中遇风翻船,逃
到岸上,误走入湖君妃子的园亭。当他在花丛中偷窥到公主之后,不觉着迷,正
巧拾到公主遗落的红巾,便在上面题诗。公主派来寻找红巾的女子发现后大惊曰
:“汝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为。”生失色,哀求脱免。
女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将
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

    读到这里,人们为陈生捏了一把汗。但当这女子第二次来时却传来“公主看
巾三四遍,冁然无怒容”的消息,心情也随之一松。过一会,这女子又来送酒食,
但是“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正当令人悬念之际,却又传来噩耗:王妃见巾
大怒,祸不可测。跟着是“数人持索,汹汹入户”。人们不禁又担忧。可是却出
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内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
白王妃来。”返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

    结果王妃见了陈郎,当面把公主许配给他。原来陈生曾在洞庭湖中释放一只
被捕的猪婆龙,龙即王妃,婢即衔龙尾同时遇难的小鱼。作者在这个简短过程中
安排了曲折的情节,一收一纵,步步扣人心弦。

    《聊斋志异》还善于描写景色,不只画面鲜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种气氛、境
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聊斋志异》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法更多变
化。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在单
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
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安排情节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文
章的波澜起伏,语言的摇曳多姿。

    /* 89 */第六部分避席畏闻———清朝的文字狱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徐骏

    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
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
变。其实文字狱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
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
含怨望”,“狂悼讥刺”,大兴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
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
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频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
惟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100 多年,有案可
查的大小案件不下100 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 多人,受到株连而
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
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
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
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
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
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
百姓,同时也株连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
治,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趁机
各处搜集书籍,也焚烧、毁掉了许多稍有反动眉目的典籍、著作。文字狱因此达
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案件就近5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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