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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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侵犯政策”说成是远东紧张局势的主
要根源，并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无核区。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
但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我们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完全同意，尽管他建设社
会主义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方法不同。”
　　　　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了中苏之间“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读了一份毛泽东赞扬赫鲁晓夫“正
确领导”的电文，但没有提到后者的远东无核区的建议。
　　　　彭德怀事件插曲（１９５９年５月～９月）
　　　　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４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据后来
透露，彭德怀“元帅”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７月和
８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
　　　　会议于９月１７日宣布，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已被林彪元帅接替。这一新的任命标志着中国军事政策的一次历史
性转变，正如彭德怀元帅倾向于苏联人关于现代武器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论一样，林彪元帅则是毛泽东关于决定
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苏联撕毁核武器协定（１９５９年６月）
　　　　苏联于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撕毁了１９５７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
政策变更的动机是由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
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这一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彭德怀元帅的倒台。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５
日，中国的一篇广播首先透露了协定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苏联撕毁协定是“苏联领导人９月到美国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见
面礼。”
　　　　西藏事件（１９５９年８月）
　　　　１９５９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是由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些
事件使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该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
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
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
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
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悲惨的”边境事
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歧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在１９６０年
莫斯科会议（见下文）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声称，上述“有倾向性”的公报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
歧。”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１９５９年９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
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
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平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他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
“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扬激起了中国人的特别愤怒；在１
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平他帝国主
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
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
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
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
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
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
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
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
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
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
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
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
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
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
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
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
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
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
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
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
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
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
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
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
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
（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
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
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
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
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
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
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
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
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
在论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