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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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欲望。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赤裸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以A×B，A、B或AB这些记号来表示乘法，或用任何记号来表示其他运算，它们原则上只取决于当时的约定，而不取决于符号的历史。符号史包含着一系列可解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统在每一特定时期的整体平衡有联系。有时，忠于过去甚至还可能起一种干扰的而非有益的作用，这时候，一个新的符号体系促使观点的重新组织，而忠于过去却加以阻碍。
　　　　的确，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贝尔斯，但他是按照一种似乎不很合理的分类法），“词音、词形”分成有动机“符号”和任意的“信号”两种。在这两种中间，还存在着种种过渡系列。符号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身曾引起从前是叶斯普森，如今是杰克伯森的争议。但索绪尔似乎已经事先回答了这些非议。他自己已把“相对任意性”和“彻底任意性”区分开。从大体上说，表示一个概念的词同这一概念的关系（声音材料同概念意义的关系），看来确实没有概念同它的意义和内容的关系那样密切。即使语言记号有时伴有象征表示（即索绪尔所谓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或动机关系），即使对讲话者来说，词不带有任何任意性（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语言的众多也能证明语言记号的约定俗成特征，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此外，记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出于习惯的明的或暗的约定），而符号则可以来源于个人，如同在儿童的象征性游戏中或在梦中那样。
　　　　然而，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即在结构与意义关系领域内的同时性因素与历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而对它的研究尤其能用来阐明各种跨科学问题，如逻辑结构与数学结构的语言学解释，或相反，运算的和建构主义问题的解释。在这些结构被视为用以表达实验材料的一种简单语言的唯名论假设中，结构的句法与结构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应服从于确定它们的历时关系与同时关系的普遍规律。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确是如此：句法规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有连续性意义也有变化。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改变了意义。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它们不再像过去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间形式的表达，而只是各种度量中的一种。这就必定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并且还以欧几里德结构与非欧几里德结构之间的一切可能过渡使其意义更为丰富了。另一个还更为普遍的原因是，空间形式在我们看来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变化的结果，因为每一种几何学都从属于一个基本变化“群”，而这些群都是以一个亚群能从一个主群内部区分出来的方式相互形成的。但这些意义，尽管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当时的认识的同时性系统，却根本不以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替换，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似的。改变意义的新发明是通过思维抽象并以建构的先前状态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在这里，新发明是逐步平衡化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时平衡既是结果又是新建构过程的起点。因此这同“自然”语言的情况有相当重大的差别。在自然语言中，同时性平衡就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于是，这一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演变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另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问题，这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并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质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可能的新事物类型，而它们在当前平衡与先前平衡过程间的相对联系或不连续关系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种类型是“发现”类型。所谓“发现”就是揭示与主体不相关的而已经存在的，但直至那时未被认识或发现的实在（如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的重新平衡当然不是由系统的先前状态单独决定的。第二，人们称出自人的主体动作的新组合为“发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学家在极其分化的、特别适应于一种新情况的器官的领域中称为有机“发明”的东西）。发明的本质就是：尽管这些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晓（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时未曾实现的组合本身），发明仍然可能是别的东西。比方说，发现一个新符号体系并不排除发明其他符号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的平衡与先前历史之间自然还会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类的行为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新事物，这一类型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很大的：这就是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或总的智力结构领域被人们轮流称为“发明”或“发现”的类型。然而数学“发明”并不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新组合。例如，虚数－1就是卡丹在负数和开方之间所获得的一个新组合的结果。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因为事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不可能不这样。因此甚至在细节上，它都必然来自其规律。正是在这第三种情况下（这一情况，在精神发展领域，在逻辑结构的自发建构中，可大量观察到），同时性平衡紧密地依赖于先前的演变，因为历时性建构已经属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同时，当前的平衡构成这样一个过程的终端（暂时的）。
五、结论：认识的主体与人文科学
　　　　就如人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为其特有的认识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