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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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地使用内省，那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同某些世界观——其中评价起着中心作用——相联系。但问题如果是寻求机制本身，那么内省就不够用了。这既是因为内省改变所要观察的现象，又因为内省从一开始就被这些现象所改变。
过去，直接的补救办法（暂且不谈一般方法的种种技巧）有三种。第一个办法自然是通过主体之间的比较，同时把研究限制在有明确范围的问题之上，使内省本身非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主体提出的问题就构成这种“引起的内省”的渠道并使系统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方法曾提供某些积极成果，例如，在作为行为的判断和精神图像这一双重性质方面。但它尤其显示了内省的界限，由此产生了比奈的“思维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这句醒悟了的风趣话。
第二个办法是排除内省只研究行为。这个办法很有用，因为它为行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其成果远比人们所敢于期望的要丰硕。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办法过于局限，这是出于以下两个补充原因。一是除非同斯金纳一道认为人体是一只“黑箱”，人们仅仅描述其inputs（输入）与outputs（输出），无须寻求解释，否则人们总是暗中不断地求助于内省的材料：托尔曼颇有道理指出的、在一切学习中起作用的“期望”，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内省经验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法理解的因素，二是取消问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同时，无视意识的心理学就放弃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正因为是事实而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它们的“主体性”并不妨碍行为主义者不断地暗中使用它们，即使他们不愿在其研究的对象中看到它们。
与之相反，第三个解决办法对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一方面注意到内省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则询问为什么，并研究意识对认识的歪曲，因为这些歪曲构成许多现象中的一些现象，并在人们能够希望从中抽取规律与解释性因素的范围内也同样值得注意。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在一定限度内类似于物理学家的相对化做法：当物理学家看到我们在运动学范围内采用的时间尺度不能推广到其他范围时，他不是把这一尺度抛弃掉而是相反将它置于共变体系之中，这样就赋于它以有限的意义（因为错误仅仅在于认为它是普遍性的）。内省的情况自然更为复杂，因为除了非中心化协调的可变程度与不足所引起的系统的和普遍的错误（例如，只意识到运算的结果，觉察不到运算是建构过程——过去希腊人的数学思想就是如此）之外，还有来自多种多样自我中心观点的个人错误。但是，个人错误也遵从一些规律，把这些规律揭示出来一定很有趣味，甚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情感领域内，精神分析运动的伟大功绩（即使在学说的细节方面没有被每个人所遵循）就在于没有无视意识，而且还想方设法将精神分析运动置于一个超越意识的动力体系之中，这体系同时解释对意识的歪曲和作为意识特征的有限的然而是基本的活动（例如，净化是补救因无意识而产生的偏差的方法，也是对有意识的调节的召唤）。
在认知方面，与单一行为心理学相对立的“行为”心理学重新把意识置于功能的角度。这就说明了“行为”心理学的适应作用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与错误。例如，克拉帕雷德把意识向有真实或可能的不适应的行动区域集中的过程称为“觉悟规律”，他无视那些无需控制而自己运转的机制。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从四周回升到中心过程（请比较：对运算结果的意识先于对其建构能力的意识），而不是象朴素的内省所认为的那样，意识以内心生活为中心，由此向四周扩散。行为心理学还把对时间的意识重新置于行动的运动调节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对时间体验的简单直觉中一直没有得到解释的对时间的错觉等等。总而言之，在许多领域内，只要歪曲自成一个问题，只要把需要解释的事实放置在非中心化的角度，亦即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的，把主体心理学家与他作为客体研究的主体人分开（还要探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来都同样神秘的意识事实就能得到解释。
C．社会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较心理学更为严重。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虽然类似于主体心理学家但却外在于主体心理学家的主体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集体的“我们”，这个“我们”，因为主体社会学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他相似的或敌对的集体）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难于客观地达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确切的事例。比如帕尔多的巨著《普通社会学》中夹杂着许多政治意见，这些意见他不无天真地认为是他的科学客观性的明证，其实是出自反对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父亲的后天形成的态度：这就同时表明了研究社会学避开思想意识影响的困难程度，以及从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冲突同时涉及意识及感情问题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意义上的各代人之间的对立。
反过来说，社会学家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他象心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把主体置于对主体来说是新的位置，从而部分地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实验。但是，恰恰就在社会学企图把握社会这一整体而不局限于对个别关系作微观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情况）只能在有关理论的或实用的、形而上社会学的或有关事实本身的概念方面获得解决。而这些概念意味着与实在的某种分离，尤其是某种来自研究者的积极构造。就这样，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绘事实加上了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忠实地联系实在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的选择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变化不定的。此外我们应该提出——这是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远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这种对实在的积极构造是一切实验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实验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经验有多么精确，没有逻辑－数学框架就无法释读经验；而且框架越丰富，释读就越客观。比如，查看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这一简单行动，除了与主体无关的水银水平在管内移动（尽管主体选择了这种现象作为标志，尽管他制造了温度表）之外，还必须有整个测量系统作为前提，其中包括逻辑的类、顺序、数目、空间连续体的分划、移动群、单位的选择等等。但是主体用来丰富客体的框架，并不使客体变形，却反而能借助这样建立起来的函数关系，分离出所要达到的客观过程。可是说到社会整体，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一整体是不可感知的，因此，为了阐明它和分析它而对变项或指数的选择就依赖于主体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要远比物理学的测量复杂，因而在客观化能力或产生歪曲或错误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确定。
事实上，可能的对整体的构造有三大类型（请看第三章第五节）和许多亚变型。这在一切领域内都是如此。这就一下子显示了无意识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实起到客观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应该说由于这些因素，社会学家对于事实的观察总是在改变事实。他或者加以丰富而不篡改，因此应用的仅仅是概括客观联系并使之在观念上能被理解的种种框架，或者使事实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内容的图式或多少系统地歪曲主要内容的图式。这三大类型是相加组成型或原子组成型（社会被设想为已经具有所要解释的特征的个人的总和）、显露型（社会总体产生出新的特性并把它们强加给个人）和关系总体型（从一开始就改变着个人同时还能解释整体变化的相互关系系统）。然而，按照所有选择的模式类型，而且是根据一般的理论理由而不仅是根据在社会群体中所受到的个人主义的或专制的教育等等而选择（无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会从它们被选择的时刻起，以及对它们从确证到解释的全部构造过程中，都被改变。所以，在塔尔德认为是模仿开始的地方，杜尔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强制，帕尔多看到的是遗传本能的表现，等等；在唯心主义者认为是散布在群体中的“学说”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深刻的冲突，而学说只不过是冲突的象征性反映和意识补偿，等等。
但是显而易见，如同内省错觉提出了一个令心理学感兴趣的事实问题，培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对社会学家思想的改变，以及试图构造社会材料的社会学家以他的思想对社会材料的改变，也构成使社会学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会事实。虽说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比心理学的更为复杂，可是它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通过何种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经济科学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要证实这一点，只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同社会阶级相联系的一种意识的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是，一条经济规律不管对所考察的事实来说有多么精确，人们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规律从属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结构，而这结构，经济学家又认为是具有普遍性
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养成长的，同时又是他通过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设想的话，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当布鲁德尔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各种结构和各种条件，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条件”，在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直至“文明”时，他就说明了计算资料和统计资料虽然在经济学中比在社会学中要易于收集，但对经验的客观释读以及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就其原则而论在前者和后者中仍然是同样复杂的。
相反，人种学显示的一个极大优点是研究观察者并非其中一员的那些社会。但是，问题依然是要确定，观察者面对外在于他的资料，给资料引进哪些为其构造所需的观念工具。即使人们对弗拉来尔、列维－布律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过去和智力习惯一无所知，人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研究他们对神话的议论和他们对其研究主题的思考方式来加以重新构造。这时的问题是：弗拉采尔所引用的观念联合规律、列维－布律尔的逻辑相对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更接近这些学者的思想呢，还是更接近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比其他两种主张更适合于事实（而且这与可能保留有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前逻辑”主要内容的建构主义没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们忘掉技术，不再谈论根本的异质、总的“精神状态”……），丝毫不是因为它局限于复写观察资料，而是相反，因为它使事实同具有事实的轮廓、不歪曲事实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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