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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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求者”实际存在的个把月中，方之是从头至尾最积极最活跃的参加者。陆文夫的《又送高晓声》一文表明，他和方之及叶、高四人，是“探求者”同人月刊的发起人。在这以前我和叶、高二位关于办同人刊物的议论，只能算是酝酿，并没有正式决定什么。他们四人凑在一起就不同了，一致决定要办一份同人月刊，取名“探求者”。所以，方之也是“探求者”的命名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和钱书记谈判办刊方式，去上海筹款和发展同人等等主要活动的发起人或积极参加者。方之去世不久，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搞同人刊物……知道有这个打算后，他（即方之）却成了最火热、最活跃的一个。在省里搞不到经费，方之说，他和陆文夫都是华东作协的会员，可以去华东作协想想办法……他自告奋勇，和陆文夫一起去上海。……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见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方之作品选》第422页）
方之在1979年底去世时，我尚滞留青海，无法参加悼念活动。当时凡在江苏的“探求者”同人，除梅先生一人以外，全都写有纪念方之的文章。然而当时没有写纪念文字的梅先生，时隔二十年以后忽然忆念方之了。巧得很，梅先生文章的题目，竟和二十年前叶至诚那篇纪念文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也叫《忆方之》。可惜除了题目雷同以外，两篇《忆方之》中所写的方之，却像是面目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方之明明是同人刊物的发起人之一，“探求者”的命名人之一，早在全体会议以前他们四人就把许多事都议过了，可是到了梅先生笔下，这位“方之”却成了“屡言，他和我是最后被扯进去的了”。谁“扯”方之的呢？ 梅先生指点他：“老叶（至诚）之网，也就网住了你。”而“方之”便连声“罗网，罗网”，成了梅先生的附和者，一唱一和，同抒后悔之情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梅先生写道：经过钱静人的开导，“如梦初醒似的方之应口道：这个（探求者）章程……我们都没有看，别说是讨论了。……其政治漏洞……想想只有后怕：自己怎么会落入这口井里的？”这话太离奇了。方之和陆文夫一道携带“启事”和“章程”的草案去上海筹款和“发展同人”，他手里拿着“章程”，身旁走着“章程”的起草者陆文夫，每天还得和那几位“发展对象”谈论章程和启事，况且钱书记对“探求者”的活动情况自始至终一清二楚，如果方之居然在钱书记的面前，说他没有看过“章程”，说他是落进了陆文夫设的“这口井”，这不是在欺骗组织当面撒谎而且委过于人吗？，这样的行径，耿直和勇于负责的方之是干不出来的，恐怕是另有他人在这么干罢！
方之的耿直和勇于承担责任，梅先生也是承认的。只是叶至诚在《忆方之》中记述的是：他和方之是在批判会议以后，坐在他俩同住的宿舍中的草席上，哭着谈起“既是党员，就应把责任负起来”的。但在梅先生的《忆方之》中，这件事却变成叶、方、梅三人“坐在一起”，面容严肃情绪激昂地讨论责任问题了。明明是叶、方两个党员的密谈，梅先生却说，他也曾挤进去参加；明明是叶、方二人在这以后就被宣布隔离审查，梅先生却在《忆方之》中详述他在这以后竟能邀上方之去玄武湖樱州茶座畅谈“罗网”、钱以及老婆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等事。梅先生在当时也许是自由的，但已被宣布隔离审查的方之能有这份自由奉陪吗？“隔离审查”是连老婆孩子也不容易见面的！而梅先生却能把方之带去逛玄武湖，看来，要么梅先生在当年享有特权，可以自由地从隔离室中带走人，要么在玄武湖和他讨论“材料”的是由别人的影子幻化而成的另一个“方之”。
说起“材料”，需要略加注释。在反右斗争中，省文联仿效当年反胡风的做法，将我的一些杂文、小说以及和林希翎的往来信件编印成册，发给全体供批判我之用，就连我本人也发一份。我们那一代人讲究忠诚老实，且因问心无愧，所以我毫无保留，把所有已发表的杂文和所有林希翎给我的信，全部上缴供审查。至于我给林希翎的信，早已由林希翎交出，由中国人民大学转至省文联一并印发了。因此，这份“材料”既然尚在梅先生手中，它应是最为过硬的物证了。
非常遗憾的是：这份“材料”的内容到了梅先生的笔下，忽然又面目全非了。梅著《忆方之》中写道：1979年方之病重时，交给梅先生一份“二十二年前的材料”，并说：“我们当时没有发现……如果有一人听说剧团有人罢工，他就喜不自胜，知道出版社编辑在革室主任的命，他就笑逐颜开，看到报社记者们在革总编的命，他就乐不可支，忙不迭到处跑跑听听，难道我们真的会跟这样的人混到一处？……我们和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一样的！”说着，还“把手中的材料晾给我们看了看”。
既然依据的是“二十二年前的材料”，那么这段文字中所指斥的“这样的人”，指的就是我。问题是：这份“材料”中哪里有什么剧团、报社、出版社罢工闹革命这类文字？又哪里有什么“乐不可支”、“喜不自胜”等等妙语？既然“材料”由梅先生保存至今，那就请当众摊开来让大家看看罢！“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敢在此预告：一看就知道这里出现了无中生有的奇迹。“材料”上并无上述字样，那位“方之”却能晾给梅先生夫妇看，这不成了当代神仙了吗？“晾”者，让某些东西摊开来见见阳光之谓也。而梅先生居然能从“材料”上并无其事之中“看”出一连串事来，也许是另有特异功能罢！
1979年8月，即方之病危前两个月光景，我从青海请假回南京讨论“右派”的改正结论。到达的当晚，方之即在“永和园”设宴作东，请我和在宁的“探求者”同人以及顾尔谭、李艾华等聚饮，只是未请梅先生。我离开江苏二十二年，不了解情况心中无底，方之这是在请大家来帮我出主意，他是把我的事当作他自己的事。他这份热诚的友情使我终生感念难忘。席间方之要我在讨论“结论”时寸步不让，倒是叶、高和老顾劝我不要过分计较枝节问题。现在他们四位虽已作古，但方之当年的爱人李艾华同志尚健在，相信她可以为当时方之的态度作证。因此，对于梅先生笔下那位当代神仙式的“方之”，无论他对梅先生怎样“感到特别亲切”，对我则多么深恶痛绝，我只想照抄梅先生大作中的一段文字奉还：“独不怕方之会以鬼雄之尊，目眦尽裂的叱喝：‘我方之就是方之，尔等算什么？无非是侏儒！”——这里的“侏儒”二字似应改为“拙劣的撒谎者”更显贴切，不知梅先生意下如何？
1957年夏，北京各报揭批林希翎约半个多月以后，有一位关心我的大姐曾在夜间骑车穿越半个南京城，赶来告诉我，上面已内定我为右派，她劝我早做准备。果然，7月20日省文联党组钱书记召集全体“探求者”开会，要各人说清情况，并说：“别的问题不在今天谈，性质不同嘛！”我便心领神会，知道“别的问题”指的就是我和林希翎的关系，而“性质不同”就是说我是右派，其余“探求者”应和我划清界线，以利他们过关。我和这一领导意图不谋而合，在书面发言中首先承认自己是“探求者”一案的策动者，末了声明我在北京的其他问题与“探求者”一概无关。这以后，我就被隔离审查，接受批斗了。
梅先生也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很清楚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场合中承担“策动之责”的。可是到了梅著《忆方之》中，重提这件事竟变成“自矜自傲，申述其‘探求者’‘策动’的元勋之功”了。因此我很想请教：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也应当声称自己是被人“拉”去开会的，我也是落入“罗网”误入歧途，我也是十分后悔痛哭流涕，我也“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参加者”，这样才能算是个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吗？
省文联党组起初是打算保护其余“探求者”们过关的，但后来此事惊动了康生，康生说了话，定了性，“探求者”们就在劫难逃了。既成“反党集团”，当然就要查找“主谋”。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叶、方两个党员坐在草垫子上相对哭泣的时候，怪事出现了，这个十分松散、十分自由、从来没有“负责人”也尚未定型的团体中，却一下子出现了好几个人争当罪魁祸首的事。叶、方二人认为自己是党员应当负责，高、陆二人都说自己是“启事”和“章程”的起草者，应当负责，我则早已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更应负责。在灾祸临头之时，绝大多数“探求者”们临难不苟的事实，成了我们这些人终生友谊的基石，也成了生命中最可欣慰的回忆。
当然，“主谋”只可能是一两个人，并不是谁愿担当谁就能当上的。结果是：“主谋”这顶荆冠最终落到了我的头上。1957年12月16日，经省政府办公厅盖章，由省文联秘书长向我宣读的“劳动教养处理决定书”中，宣布我的罪状有二：一是“在北京与林希翎共谋反党”，二是“在南京主谋组织反党集团探求者”。我当即表示：对第一条我有保留，对第二条我没有意见。现特郑重声明：我同意当“主谋”，绝不意味着我想冒充“探求者”的首领或“元勋”，我没有那个资格也没有那个能耐，当然也没有那份野心。我在“探求者”中年龄最小，各方面都最幼稚、毛躁，也从未决定过或者谋划过“探求者”的行动，如果“探求者”真的有一个首领的话，那绝不会是我。但是，在1957年那种形势下，既然必须找出一个“主谋”来，那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此案是由我而起的。还因为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去争当一级作家或者省作协副主席，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去劳改和流放，所以我甘当“主谋”，问心无愧。
但是，梅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却这样写道：“竟有人站将出来，著文立说，自矜自傲，申述其“探求者”‘策动’的元勋之功，而对“探求者”案带来的奇灾大祸，包括方之、曾华的屈死，两家孤寡的哀啼……从没有表现过丝毫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