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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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在普通人眼里，谋报世界一定显得荒诞不经。谍报工作往好的方面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往坏的方面说就是邪恶。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人们正在用比以往更开阔、更解放的眼光评估谍报工作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央情报局受到的指责尤甚。人们批评它耗资几十亿后也未能预先看出苏联行将解体，而且还出了一个鼹鼠，导致苏联境内的整个谍报网遭到破坏。
　　我认为，双方庞大的谍报机构各裁减一半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效率。不错，在人造卫星和电脑“黑客”的时代，搜集情报当然离不开昂贵的技术手段。但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术手段只能帮助查明某一瞬间的情况。至于各种秘密计划、选择和其他的考虑，哪怕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无法察觉。
　　此外，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与总部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可以说，任何一国优秀间谍的数量与其谍报机构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时即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国家安全部其他部门的做法则相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最后达到8万余人。对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对东德的生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终与帕金森定律做斗争。1987年我离开外国情报局时，我们局有3000多人。4年后它解散时，已涨至4000余人。与此同时，潜伏在西德的间谍人数却一直没有变化。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人数不过1000余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因此，虽然谍报机构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确它们的使命的话，可以大大减少其人数。毫无疑问，谍报机构可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上猖极的毒品贩子集团。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也绝对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过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政府部门的间谍在搜集工业情报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对谍报机构加以精简的话，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难以抵制暗中监视、控制自己人民的诱惑。谍报机构按其工作性质本来就不民主。毋庸讳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谋报机构会成为践踏公民权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会里的立法机构也难以驾驭谍报机构。由于谍报工作的秘密性质，通常很难要求它们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公开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监督。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此。即使是经过挑选的少数议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无法了解到最核心的机密，例如西德联邦议会和美国国会。所有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层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干了一辈子谋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年愈70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叛国罪’一词不绝于耳。我扪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多么有争议，无论我们给自己或是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一生碌碌无为。
　　回顾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俾大林的罪行，也不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条约，而是战争年代的生活情景。对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谢天谢地，这场大战终于埋葬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凡是反对过希特勒政权的人有谁会认为自己是德国的叛徒？我自己和亲人为这场斗争做出的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骄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致力于揭露纳粹暴政的根源，它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德上层内隐藏的前纳粹分子。对这一切，我同样感到自豪。希特勒阴魂不散是我同意加入谍报机构的原因之一。这不是叛国。
　　姑且不提这段反法西斯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怀有的忧虑，我仍然有理由感到骄傲。欧洲现状得以维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这种现状也许有时剑拔弩张或冷若冰霜，但它最终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大战。
　　不过我的骄傲是打了折扣的。尽管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人们客观地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尽管我更愿意强调它诞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这一事实，我决不会对它过去的阴暗面熟视无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有大量污点，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此应负的责任。我是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们把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还要敢于坚持己见，哪怕为此受到迫害。我现在懂得，必须始终尊重他人的观点，决不能搞一言堂。然而我这一生中，包括担任情报局局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却选择了耐心等待变革。
　　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深知这必然会给东德带来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动。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来得太迟了。开放政策已于事无补。1917年在俄国诞生的乌托邦理想气数已尽。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强迫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理论，随意整人，伪造历史都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位于铁幕我方一侧的大多数国家竞相效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而不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也是东德最后窒息的原因。我承认，虽然东德社会有优厚的社会保险，我们的制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从东德的衰败中我悟出一条重要的道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
　　德国统一后，大部分东德公民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就业困难，房租昂贵。许多人深深怀念当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标准衡量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西方民主社会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能接受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她取得的许多成就理所应当地感到骄傲。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能对至少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的现象熟视无睹。一想到未来的社会和文明有可能只信奉金钱至上，我深感不安。金钱的威力不次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其作用同样无情，只不过常常不易察觉罢了。在社会主义阵营，滥用权力始于歪曲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常常不过是用来掩饰富人利益的幌子。即使在“赢得了”冷战的国家里，许多人对现存政治体制极为不满，觉得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许多青年人仍在憧憬一个人人幸福的未来，渴望未来的世界比今天更人道。我认为乌托邦思想不是什么胡言乱语，而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类如果没有一点理想，很可能会倒退到野蛮人时代，最终因其残暴毁灭整个地球，而不是哪一国。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及其子孙后代一定可以找到办法，实现我过去珍视，而且今天仍然珍视的美好理想。
　　距我柏林家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马克思一恩格斯纪念碑。1989年秋天，东德末日来临时，一些年轻人用喷漆在纪念碑上喷写了“无罪”一词。他们说得对。我暗自想，这些青年人和我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蕴藏着无穷潜力。冷战已经结束，我也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丰富多彩，既做过有益的事，也犯过错误。孩提时代我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现在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我常常翻阅瑞士科学家齐格勒写的一本书。书名极好地反映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我内心的感怀：明天见，卡尔！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