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4-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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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痕迹的产生
？ 吴明明
阅读，有时可能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清晰透过行行文字回望那一个个过往的独一无二的身影。面对这些不同的身影，总要追问到同一个问题：当走向生命的原野，仰望天空，这些身影该用怎样的生命震荡在历史的天幕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每逢这种情境，我总想起严复与张謇，两个晚清翘楚。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在科举之路上的不同取向。一个是启蒙“天演百年”的大思想家严复，他在英国留学之后，竟然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而同时的科举状元张謇却弃翰林身份回家办起纱厂，办起近代实业——在我所栖居的这个名叫“盐城”的城市，向东，茫茫滩涂，便有当年张謇的华成公司开发的深深痕迹。站在这样一种可以充分呼吸到历史气息的土地上，不免会有这样的喟叹：都是杰出人物！但人与人之间还是如此的不同。
一百年前，严复所译《天演论》一出，狂飙突起，国人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国思想为之一变。一本不过几万字的译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思潮剧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天演论》适应了中国语境。人们不能不佩服严复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潮中所“精选”者中准确切入近世中国之“要害”，引起人们思想长久而剧烈的震荡。但是，他的“目光如炬”，可能是针对尚处在黑屋子状态中的大清子民而言的。于自己，却极端不自信——没有科举功名。他曾选择过一个反向的生命震荡。
1886年，严复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按照现在的标准，严复的身份应是海军大学里的总教官，显赫得了不得，同时还是一位西学在中国的举大纛者。这样一个在当时可算是前沿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忽然有一日他要参加散发着霉味的科举考试，你信不信？但严复还就真的做了。
三十三岁，攻读起“虎头豹尾”的八股词章，入门还真不易。“纳粟”（也就是“买”）有了监生身份才能回闽参加乡试。考不中，再考！三十六岁又参加顺天乡试，还不中。三十七岁了，此时已官居五品，“厅级干部”，又赴顺天参加恩科乡试。最后直忙了个有水分的“特赐文科进士出身”才作罢。
张謇正好相反。
1895年，甲午战败，国事日非，已过不惑之年的状元张謇集资五十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以后，又是大生二厂、三厂、副厂，又建成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的纱厂原棉基地——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又与冯国璋、朱庆澜等共同集资二百五十万元，办了境内最大的盐垦公司——华成公司，收买现在的射阳临海、千秋的全部土地，临海、淮海农场全部土地，其中垦区四十万亩，盐区二十万亩，还有十五万亩为斥卤之地，共分五乡十三区。对这片土地，张謇说：“初夏去北闸，归时日正午。车流衣襟湿，烈日胜炉熏。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野旷牛羊少，荒仄穷丐多。仆痛余亦渴，沟水皆咸卤。何年获收成，尚待天公许。”但是，缘于这么一个状元毅然决然地投笔从商，碱土，荒仄，野旷，咸卤，变成了百年后的鱼米之地。
不能不说，清末第一仕子投身末业，绝对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自我刷新，其生命震荡转折足以在历史的天幕上划出一道重重的痕迹。
张謇的破茧而出，正是缘于状元得中。也许，只有立于科举功名的顶峰，才会真正洞悉自己原不过是科举舞台上的玩偶，官场利益洗牌的产物。
此番高居榜首，实际上靠了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殿试读卷大臣翁同騄的力量。翁早已看中张謇这位会试第六十名的同乡门生，便在那儿坐等张謇交卷。收卷官黄思永见到这位帝党首领如此器重，自然不敢怠慢，在张交卷时，便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空白处一字未填上，遂为之补填，又见“恩”误为单拾，又在“恩”字上添一“圣”字，改完交翁（按说这有点属“吹黑哨”的作弊行为了）。翁氏提携张謇心切，一俟卷子到手，立即评卷：“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非中状元不可。”翁如此迫不及待，弄得其他主考大人极不快活，老资格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说：“现在卷子还没有看完，前十名现在还不清楚，怎么就能定出状元呢？”但翁与麟书、李鸿藻早已形成契约，榜眼探花皆有所属，这才力压张之万。一甲第一名果然就是张謇。光绪帝看着第一名的卷子，问谁取中的，张之万回答是翁同騄。翁立即上前说，张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个孝子，进而说殿试向来重写不重作，此卷则写作俱佳；今年是皇太后六十万寿，张謇会试中了第六十名，是个吉祥的好兆头。张謇于是在最高级的国家考试中夺魁天下。
科举的内容，一直是四书五经，这种从古及今千年不变的教条，又用八股文束缚得更透不过一点气来。惟一收获，是在皓首穷经苦读之中，熏陶了封建礼教，才与整个老朽体制合拍。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大量的科举出身的清末官僚，除了会把字写得黑润圆光之外，一无所能。
值得庆幸的是，已是特赐进士的严复并未把一腔热血耗尽在朽烂的功名与官场之上。赫赫功名救不了危亡的大清。甲午国耻，严复作出了与张謇同样的选择——张謇实业救国，而严复则定位于开启民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由此发轫。
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一个比一个华贵显赫但总是散发着霉味的科举功名，又如何能与正行色匆匆的厚重历史擦出火花呢？
百年倏忽而过，我们已记不清严复张謇们是如何在科举场上跋涉的了，以及他们进士、状元的身份。我们所能知晓的，是一部开启民智的《天演论》，是严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是大生纱厂，是脚下万顷被开垦的黄海滩涂。这才是他们真正划出的历史痕迹。
历史从久远的过去绵延而来，路过今天又折向未知的将来。今天，是历史的留存，空气、发黄的纸片、话语声音，无不挟带着昨日的气息。甚至作为年轮舞台主角的我们本身也是历史的留存。每个时代，为功名利禄奔波的人们总如过江之鲫，但是他们是否想过该怎样留下历史的痕迹呢？哪怕在百年以后！
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
？ 邱从强
激进与保守是一个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本互不相融。但是因为激进的存在，才显得保守那么“怯懦”，也正是由于保守的出现，才衬托出激进的“果断”。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究竟孰多孰少、孰是孰非，前几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详见余英时先生与姜义华先生于1992年4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展开的争鸣）。激进与保守只是作为实践主体——人，对历史及现实的某种态度或措施。仅从学理上而言，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一个是完全对的，哪一个是完全错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激进就意味着冒进，保守就代表着稳重，或者说是理智，从而具有更多的支持力量。笔者仅以六十多年前“西安事变”时对蒋介石的处理态度上的分歧作一些探讨。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导“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曾说过，“西安事变”的发生，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二位爱国将领抗日的决心，同时也是由于在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爱国抗日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发动的。事变于12月下旬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实现了张、杨二人发动事变的初衷。毛泽东对“西安事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几十万学生、市民、工人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东北军中的激进派更是要求杀蒋以谢国人。当然，他们也有激进的理由：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蒋把他们派往“剿共”前线，而不是让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这样做，是发泄心头之恨。更何况蒋又对他们百般苛刻。民众爱国无罪，爱国情怀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是很激进的，激进得会忘记后果。口号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再“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又怎么能“停止内战”呢？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之下，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南京政府，谁还会有资格来领导和组织抗战呢？总之，那时西安的激进者们都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称赞张、杨二人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囚禁了蒋介石，谁将会成为中国的权威领袖，谁来领导和组织抗战，这也是那些激进的民众在欢庆之余所应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当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除南京国民政府外，时常与之作对的两广地区在事变爆发之前就已归顺了蒋介石。共产党经过长征后落脚偏远的陕甘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较以前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似乎成为希望。这种想法也曾风行一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天之内，山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民众团体就发来一千余件电报，拥护张、杨。例如青岛十万工人的代表在给张、杨的来电中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援应你们呢！”〔1〕这或许是一厢情愿，然终究难成事实。因为已失去东北老家且在关内都很难立足的东北军和总共才有五万多人的十七路军是很难担当大任的。况且张学良始终都是拥护蒋的。在后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都对自己的“罪行”十分坦白，毫无托辞：“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领罪的。”〔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互相推动的结果，但当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社会心理就是社会中各个人间所表现的互相类似的行为型式及互相刺激与反应的现象。”〔3〕当时的社会心理是拥蒋的，因为蒋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权威领袖。同样，也因为中国民众有惟权威主义的思维定势，即民众经过一段时期对权威领袖认同后而产生的依附心理。在革命政治文化甚浓的近代中国，作为权威领袖人物，不一定就担任最高官职，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