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2-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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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选举法和美国、法国的宪法，都曾明确规定：年满多少岁的男子，有固定住所，交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有选举权。”
“由于劳动人民的多数都贫穷，收入在‘纳税线’以下，不是‘纳税人’，因而其选举权就被剥夺了。美国独立初期按宪法举行选举，全国三百多万白人，只有十二万人有选举权。法国大革命胜利不久按宪法举行选举，二千五百万成年人，只有四百三十万人有选举权。”
“二百年间，为争取废除‘纳税人才有选举权’的条款，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相继废除了这一条款。
“美国比较顽固，拖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并公布《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宣布：‘在……选举中，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被合众国或任何州加以否认或剥夺。’从一九六四年起，美国那些‘未交人头税’的穷人，终于有了选举权。”
我讲的这些都是世界近代史、现代史的常识，不是“ppm”那种专门术语。我讲了这么多，列举了这么清楚的论据，肖雪慧先生居然没看见。他说：“（喻权域）声称：西方政治学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只指缴了个人所得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至于此说依据了西方哪一政治学派或者哪一国、哪一时代的宪法和选举法，喻先生秘而不宣。”
真叫人“跌眼镜”。你假装没看见我的论据，却责怪我没有列出论据！
看来，有学有术的肖雪慧先生既缺乏世界近代史、现代史常识，又没有查阅有关书籍的习惯。
这里，我不想列举更多条文给编者、读者添麻烦，只补充法国的一条史料。
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胜利后，一七九一年颁布宪法。这部宪法把公民分为“能动公民”和“被动公民”两类，只有“能动公民”有选举权。这部宪法明文规定：“凡为能动公民，必须：生为法国人或后来变为法国人；已满二十五岁；在城市或区内有为法律所认定的一定时期的住所；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至少已缴纳了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不处于奴仆地位，亦即不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喻注：这一条排除了雇工、雇员、秘书、家庭教师等）；已经登记在其住所地的市乡政府国民卫军花名册上（喻注：这一条排除了妇女。法国一七九三年宪法和一七九五年宪法干脆改为“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已经宣读了公民誓言。”
什么叫“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呢？并不是工人实际所得的“三天工资”，而是以官定的直接税额为标准。法国那部宪法明文规定：“立法议会应每年确定一次工作日价值的最低额和最高额，郡的行政长官应为各县定出当地的价值。”
这类史料在我国各个图书馆里都陈列着，并非“密件”，喻权域想“秘而不宣”也做不到。奉劝肖雪慧先生去查一查。
肖雪慧先生的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讲税收，他说：任何消费品的价格里都包含着税收，购买了消费品，就是纳税人。他指责说：“喻先生信口雌黄，轻易就否定了那些未交个人所得税但仍通过购买消费品在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
从税务学的角度看，肖先生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可惜，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的美国法律不承认肖先生的高论。如果某个美国公民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前去对美国政府或法院说：“我虽然没有交纳人头税，但我买了消费品，我是纳税人，应该给我选举权。”美国的政府、法院是不会给他选举权的。
我那文章发表后，税务部门一些同志来信问：我们税务局（所）大厅里贴着“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标语，是否应当撤下来？
我回答：税务局（所）当然可以贴那样的标语，正如商店里贴“为顾客服务”、剧场里贴“为观众服务”的标语一样。如果把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照壁上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把全国各级政府厅堂里刻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改换成“为顾客服务”、“为观众服务”或者“为纳税人服务”，那就乱了套。
几十年来，我国各个税务局（所）的大门内外都大书“纳税光荣”的标语，今年，普遍改写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看，这就改得好！
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
？ 单正平
多年来，对王朔的批评已经不少了。在我的印象中，批评者多从俗与雅、大众与精英等对立或对应范畴立论，或者从其表层的玩世痞气和深层的抒情批判的紧张关系入手，来讨论评价王朔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这方面当然有很多精彩的议论见解。但我感到这样还不足以揭示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走红的意义。王朔决不仅仅是消费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宠儿。要说得大众之宠，赵本山等喜剧小品演员和一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比王朔更典型。王朔最大的意义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他在如何说——他是在北京，以平民地位、文学叛逆、名人身份、流氓口吻说话，这种话语在形式上是下流粗暴的，流露出的心态是专制蛮横的，其典型文本就是《无知者无畏》。王朔“无畏”话语的出现，原因和条件固然很多，但一个主要条件，是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北京这个特殊文化环境。我认为很多论者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
王朔给自己有两个定位：“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道德人格方面的定位；“无知者无畏”，这是知识修养或认识能力上的定位。前者显然有故意装流氓吓人的嫌疑，我们不讨论也罢，后者与我要说的意思关系紧要，需要先费点笔墨略作分析。
王朔说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任何读者如果不是傻子，肯定不会认为王朔是无知的傻瓜。先天愚型的人，有可能培养成画家音乐家，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可以培养成小说家。在社会经验人情世故这方面，王朔说他无知，那肯定是在装傻充楞。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他大约真是无知的。在文学方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从他的《无知者无畏》这本书的内容看，因为是谈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所以这里的无知，是指对文学理论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不是对文学作品感受力上的无知（也可以叫低能）。
王朔在这里标榜自己的无知，显然有对批评家的嘲讽。这些人可能学了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小说，但他们缺乏直面事实的勇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当然也缺乏在批评中对独特个性的追求。而他本人，则因为没有种种批评的清规戒律约束，敢于大胆放言，而且总是出语惊人。我们看王朔对作家十批判书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他最欣赏的批评，其实就是最大胆的批判。也就是说，谁胆子大，谁的批判就好，比如徐江；谁要是原先胆子大而后来有所收敛，那他的批评也就退步了，比如伊沙。所以王朔的批评标准简单说就是胆量。骂人胆子最大的就是最优秀的批评家。唯一例外好像是朱大可。王朔对他的评价是比自己高明。当然，朱大可要是没有过人勇气，也不会入王朔的法眼。
但我立即要指出，王朔的胆子大，如上面所分析，也是有前提的，决不是漫无边际的胆大。我把这个边界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他的大胆上不涉及国家政治大事，下不关乎民生疾苦；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嘲讽刺激，也主要限于教育、文艺、民间底层社会等；即使是自我表达，也仅限于意淫意义上的感官主义，远没有现在的女作家那么大胆，直接描写性体验。可以这么说，王朔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敏感和能力，是所有中国作家望尘莫及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中国作家当中罕见。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王蒙。王蒙之所以激赏王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相惜，作家相轻，而懂政治的二王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胆子大得恰到好处。他能在文艺气氛最特殊的时期攒出一个《渴望》，后来又有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不但平安，而且叫座，从事影视的人，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风水”“运程”！从他对自己从事影视制作活动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他对出手火候和时机的准确拿捏，对新闻传媒的充分利用，足以让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无知”——精明狡黠的同义语——叹为观止了。
更进一步说，王朔宣称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真实的表白，他当然明白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所以坦率承认，就可以放胆骂人而不必在知识问题上缩手缩脚。另外，声明自己无知，有预留地步的用心。就算有人出来叫阵批判，就算人家说得有理，甚至无法反驳，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就把话撂那儿了，我本无知，你跟我较哪门子劲？有了这个预留地步，王朔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批评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无知作为无畏的理由和借口而且自鸣得意，这和以贫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自豪、以交白卷为英雄、以“阳谋”为正义的诸多现象一脉相承，都是当代中国轻薄文明，仇视知识，否弃道德的反智主义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
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这实在是值得探讨的一件趣事。流氓也好，无知也好，既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暴力。王朔的作品和言论，就是这种话语暴力的典范。他这种话语暴力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下面想要探讨的问题。
王朔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都有生动的表现。王朔的童年不但处在暴力充斥的文革期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腥洗礼。王朔童年时期的社会、单位（也许还有家庭）这从大到小的多重环境，与此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对他的心理影响自然非常巨大。
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暴力运动。这场运动，从当时看，不但触及了“走资派”的灵魂，也触及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灵魂，比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样的触及——准确说是心理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清算，实际上已经基本痊愈。但另外一种创伤，即思维的语言的创伤，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这在王朔的小说电视特别是他的批评语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就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