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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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这是他的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然而几十年时光却因为愚蠢而浪掷掉了！……于是他忽哭忽笑，裂焚袈裟，独自回到身生之地南昌城里去了。
然这哪里是“忽发颠狂”？他这是在大苦闷中获得了大解脱，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彻悟，并因此作出了十分清醒也十分勇敢的抉择。从此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中，他自谋生路自寻欢乐，自我放浪形骸，做自己爱做的事，结识自己愿意相与的人，否则便不理不睬甚至白眼相加，全不顾忌世俗禁忌、教义清规、利害得失。他的晚年生活清贫、朴素，但内心自由自在。他已找回了自我，这精神自由的自我就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从此再也不曾去依傍或反对任何外在势力，显示出他在精神上对那个时代互相对立的势力及其不同理念——大清、大明、儒家、禅宗、卑贱、高贵等等的整体性超越，获得了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神自由。日常生活中也率性由情，全不顾忌礼仪规范，有时甚至疯疯癫癫。邵长蘅曾批评那些把八大山人视作“狂士”或“高人”的意见，可见这类看法相当普遍，认为这是“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其实所谓“狂士”，所谓“高人”，只不过是世俗社会和释道两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来度量他们莫测高深的人物时，一种貌似宽容的简便说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八大山人也并不在乎他们有怎样的理解。倒是邵长蘅敏锐地感觉到了八大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并形象地比喻为“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应该说，这是对八大山人内心世界相当准确的艺术感受。看来八大山人的精神自由绝不是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简单逃遁，绝不是再度遁入“四大皆空”的境界中去出世，而是在“入世”的基点上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破解与超越，即自觉地和这些外在的羁绊格格不入，自觉地不受它们的控制，自觉地在坚守和张扬自我中寻找全新的生命意义，而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却只能使他的内心生出更多的痛苦。再说人到老年，回忆更多，身世之感也更深，而南昌又是他的故乡，城内的弋阳郡王府曾是他的旧居，如今“城郭人民非从前”，这里的街巷建筑、一草一木，都可以是他的怵目伤心之地，回忆怀旧之源。回首前尘，难免铜驼石马之悲，更难免岁月蹉跎之恨。他这一辈子孜孜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头来才发觉生命的意义全在生命自身的自由发展，而不在于皈依外界某种理念。但是这个发觉来得太迟了，耗费的年华和心血太大了，他能不自怨自恨吗？……
在赢得了精神自由，内心再无桎梏的状态中，八大山人进入了书画创作的成熟期和全盛期。在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十之八九都出自他“忽发颠狂”回到南昌以后。在这一时期中，不仅作品的数量空前，而且题材和风格也繁复多样，既有孤傲冷峻之笔，也有清秀婉约之章：有的粗豪怒放，有的恣肆汪洋，有的疏淡空阔，有的淳厚古朴……你无法用某种模式来规范他，也许只能说，他的风格就是不拘一格。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标识，他的书画题款也大起变化。从前他在削发为僧时期的作品，题款都用法名“传启”或僧号“雪个”，回到南昌后，一概废弃不用。开头几年他杂用“个山”、“驴”、“驴书”、“驴屋”等作题款，从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他自比为驴的那份自嘲自谴而又倔强无悔的心情。但到他五十九岁以后，作品款识就主要用“八大山人”了。据说他对这个名字还自有解说：“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这已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了。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安顿灵魂的家园，而中国乃至全世界，也由此得到了一位书画奇才。
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
？ 袁小伦
在完成本文初稿后，笔者读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先生的一篇文章《人格的矛盾 矛盾的人格——茅盾》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丁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从1983年开始有幸参加《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泱泱千万言的茅盾著作中，“读了十多年的茅盾，终于算读出了个中的些许真谛”：“茅盾之所以为‘矛盾’（他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署名就是如此，‘矛’字的草字头是叶圣陶所加），这便是其人格内涵使然。”“随着许多史料被发掘和披露，人们用惊异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这位文学巨匠了。他在政治上的动摇，他在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打破了许多文学崇拜者的伟人欢梦。”〔1〕很惭愧，笔者对茅盾的著作读得很少，仅仅因有关专题研究而浏览过他的回忆录，结果发现茅盾的回忆与史实出入不小。茅盾的有关抗战时在广东东江的回忆，就让笔者看到了“另一个”茅盾，一个矛盾的茅盾。
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批内地旅港名流、贤达和文化人在中共的部署下，经东江游击队和地下组织的护送，于1942年初，历尽艰难险阻，安全返回大后方，史称“抢救文化人”。茅盾是被“抢救”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离开香港，途中在广东东江地区度过一个多月时间，3月9日，从粤北曲江乘火车抵桂林。六七年之后，茅盾“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修改于北京饭店”〔2〕的《脱险杂记》，详细地回忆了他自己在东江的经历及游击队的艰苦生活，生动地记述游击队护送和接待文化人的经过等等。他高度地评价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3〕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时这样描述：“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饭后主人们就让我们休息。……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到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4〕谈到他对东江游击区的见闻时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的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5〕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是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就在白石龙游击队司令部楼上吃狗肉宴后的第二天，为安全起见，茅盾夫妇、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叶籁士、宋之的夫妇等十多人被转移到几里远一个搭在山坳树林里（当地人叫大山寮）的草棚休息，等待转移惠州的时机。大山寮的伙食按胡风的回忆还是可以的，“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或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6〕。但因为人多，狗肉、果子狸可能并非人人都吃得上了，只有看谁的“运气”好了。胡风回忆：“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7〕可能是茅盾提了这个意见的缘故，后来（2月17日），地下党在惠州送茅盾等二十多人去老隆前，按上级指示发给文化人每人一千元作为旅费，另外特地多给茅盾五百元，还给了一点布料〔8〕。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时的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恩来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到：“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覆。”〔9〕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如果胡风的回忆是真的，那么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应该是夏衍。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关于香港文艺运动情况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报告》中说到，香港沦陷前，中共在香港文艺方面的内部组织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在这五人分工中，电报明确指出夏衍负责文艺小组，胡绳负责学术小组，张友渔负责新闻小组〔10〕；众所周知，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全面工作和涉外统战活动，并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主要管秘密和情报系统的活动。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脱险的。司徒慧敏回忆：“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党内的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六位同志于一月五日离开香港，先坐船到长洲岛，然后到澳门。一月五日早晨四点钟左右，天蒙蒙亮我们就离开了香港。”〔11〕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对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的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嘉（即老一辈文化人杜襟南，年近九旬，依然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居广州）等人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2〕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正如本文开头丁帆教授的文章所分析的：茅盾的矛盾人格“其深度心理模式则是他对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情绪所致”。“作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同岁党龄的老一代作家，自1927年脱党以后，却一直在苦恋着党，苦恋着政治的拳拳之心。但可悲的是，由于人格的矛盾与缺陷，他又不敢向党捧出内心的另一面赤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