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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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们秣马厉兵、分赃正酣之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当时只有五十来人的团体，因其先进的理论和明确的宗旨迅速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其队伍也迅速扩大，到1925年底，达到一万多人，知识分子成为主体。1924年在俄国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目的是为了消灭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一新的政党的出现，给许多参与“五四”和被“五四”唤醒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开始向中国的政治舞台渗透，新的文化与新的政治开始联姻。但在这桩“姻缘”中，文化是“雌性”的，它对政治的渗透，慢慢会变成对政治的逢迎，最终被吸纳到一个新的阐释框架之中：一边被修改，一边被颂扬。
1925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为“谋中国统一与建设”发表《北上宣言》；11月13日，他抱病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但不幸的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这位“永远的革命者”（鲁迅语）便与世长辞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前，他的身边一直有一位曾一度倾心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中山先生的秘书戴季陶。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诞生的，自不免带有民族本位主义的色彩。到晚年，中山先生向传统靠拢的痕迹更为明显〔4〕。戴季陶借此大做文章，极力鼓吹尊孔复古的重要性，似乎不将孔子搬出来，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一样。他认为：“在思想方面，先生（指孙中山）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精神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5〕这其实是在重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如果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很容易发现这一思想的西化特征。孙中山一生最反对的是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儒家学说与这种专制制度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儒学为专制提供“合理”的依据，并通过自身向民间的渗透为专制提供群众基础，而后者以权力和财富驱赶人们去接受儒学的教化。由此不难看出，反专制与批儒本质上是一回事。戴季陶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张扬“三民主义”的传统性，有意忽视其中的现代性。戴季陶将自己的复古思想粘附在孙中山先生的名下，而中山先生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威望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任何一位知识者，所以戴季陶这种将政治领袖和“五四”文化巨人对立起来的做法，直接撼动着“五四”新文化的地位。但由于戴氏靠复古来救国的文化观点掩盖在“锋芒”毕露的政治观点之下，所以没有引起“五四”文化传统捍卫者的重视——里面也不排斥“投鼠忌器”的顾虑。
当戴季陶在政治领域假托孙中山制造复古逆流的时候，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章士钊，迅速做出反应，他似乎意识到，借助党派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救国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在1925年7月（戴文出版两个月后）将《甲寅》复刊（原为月刊，此次为周刊），以文言和句读的古典面貌，宣扬“尊孔读经”的重要性，成为戴季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他连续发表《评新文化运动》〔6〕、《评新文学运动》〔7〕，向新文化运动发难。作为一位政界中人，章氏利用自己的权力要求中小学生“读经”，因为只有“读经”才“能够救国”，这与戴季陶靠孔子来“革命”的论调在逻辑是一样的。对章氏公然的倒行逆施，鲁迅再也无法沉默了。他讽刺地说：“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8〕“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评论说，“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9〕
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站稳脚跟的时候，戴季陶、章士钊之流无论搬出什么样的伟人和宏论来，都不可能阻挡新文化的发展了。但戴氏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为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也奠定了国民党以儒学治国的方针。至此可以说，“五四”新文化传统被国民政府视为文化上的敌人，遭受打击和挤压，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国共两党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都意味着这一文化传统将难以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与此伴随的，是知识分子向政治舞台的挺进。
1926年国共两党联合北伐，试图消灭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新的一轮战争又开始了。这次战争与以前的战争不同的是，它不再单纯是不同军事集团的利益之争，而是为了消灭军阀的“主义”之战，因而获得了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许多知识者投笔从戎，加入到这一军事行动之中，这在此前是很少出现的现象。如郭沫若担任了北伐军的行营秘书；谢冰莹报考军校，开赴前线；小说家王思玷在山东起兵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可以这样说，北伐战争是“五四”之后知识者们自觉参与的第一次战争。它预示着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有两个地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是书房，一个是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北伐战争保持了适度的乐观。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他还是禁不住泼了一盆冷水：“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他接着指出：“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10〕鲁迅和郭沫若对北伐战争的不同态度，代表了此后中国文人对战争的两种立场：一是放弃文学和文化创造，投笔从戎，在与现实最切近的军事行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二是坚守文化立场，静观形势发展，并及时指出社会行为中潜伏的危机。以后的历史证明，在民族灾难煎熬下的中国文人，大多在书房里难以安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像鞭子一样，将中国文人驱赶到政治军事活动中去。与这一救国行为相伴随的，是中国文人向操纵社会的权力核心迈进。“五四”远离政治的人文知识者群体，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为自己构筑的独立文化空间与政治权力空间相融合了。值得注意的是，文人雄心勃勃地向军事集团渗透，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文”人特征为代价。文人的生存方式、职业要求和长期养成的人格素养，决定了他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学理化或诗意化了的内心世界。但军事斗争以最切近的现实利益为转移，其中常常伴随着阴谋和血污。军事集团的内部秩序也完全是一种等级秩序，它无法容忍知识分子们最迷恋的独立与自由；也许最让知识者们难以忍受的是军事斗争中对生命的浪费与挥霍。这一切都注定了文人投身军事集团之后必将陷入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之中。谢冰莹和郭沫若都为我们记录下了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心理体验。谢冰莹为能参加“正义”的北伐战争而激动不已，但革命的乐观主义激情有时也难以掩盖战争的残酷性。她记述说，她的一位同学被俘后，又逃了回来。但他们的营长认为他是临阵脱逃，就将其“就地正法”了。面对着这残酷的一幕，谢冰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但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宁错杀一个自己的战士，也决不能留下万一的隐患。郭沫若在北伐战争中见到成堆的尸体时，内心也时常涌起伤感之情，但绚烂诱人的“主义”和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会迅速浮现，将悲哀变为悲壮、死亡成为壮举、血腥的屠刀化为旌旗。无数的生命在瞬间消逝，被看作是人类通向未来福祉无法回避的代价。知识者很容易就认同了战争的逻辑。
然而，出乎郭沫若和谢冰莹预料的是，北伐战争的正义性，很快就被浸泡在血泊之中，郭沫若因提前揭穿了蒋介石的政治阴谋被迫流亡海外。鲁迅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悲哀的不仅仅是阴谋和暗算，而是中国人的生命居然如此廉价，有些年轻人竟然成为屠手。为此他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位始终捍卫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者，在新的时代动荡中，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场新的文化风暴又一次使他措手不及。反击章士钊的文章墨迹未干，“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又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三、一个人和一个传统的死亡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文人，猛烈批判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他们以历史审判者的姿态，将鲁迅定为“封建余孽”、“有闲阶级”和“二重的反革命”，并宣判了“阿Q时代”的死刑。这是“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自诞生以来遭受的最大的攻击。本次文化风暴与1925年的复古运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以救国的名义，将“五四”看作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不同的是，这次的“批判武器”，不再是“孔孟之道”，而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孔孟之道”，鲁迅是熟悉的，他曾说孔孟的书读得最多，所以与复古派斗争的时候，鲁迅游刃有余；但对马克思主义，鲁迅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开始阅读马列的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11〕这段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它对解决下面的问题很有帮助：鲁迅这位二十年代最看重自我独立话语权的知识者，怎么会在被“围剿”中转向呢？我们仔细分析鲁迅这段话，就会发现，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文艺论”，而不是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政治革命论；鲁迅阅读之后明白的是“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而不是其他。接下来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鲁迅是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并没有放弃他始终坚持的人文立场。这说明，鲁迅的“转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五四”新文化传统没有失掉自己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