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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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九岁时，开始写题为《外祖父的故事》的新笔记，这是对身经百战的老团长的各种奇遇的生动叙述。另一本笔记本叫做《格言》，他在里面画了些说明格言的速写。
1837年，托尔斯泰九岁了，父亲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决定把他们送往莫斯科。托尔斯泰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别了他所亲近的人。可是很快，先是旅途，后来是大城市产生的新的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后来，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们常常乘坐轻便马车往返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与莫斯科之间。疾驰而来的三套马车、缓缓移动的车队、徒步的旅行者、铃声、赶车人悠扬的俄罗斯歌声，农村的烟味和焦油味，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这一切都给这位未来的作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托尔斯泰听大人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围攻克里姆林宫，关于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耸立在莫斯科河畔的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雄伟壮观，使托尔斯泰惊叹不已，使他回忆起俄罗斯光荣的过去，回忆起俄罗斯人民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历史。
在少年时代，托尔斯泰仍然保持着所有的天赋和童年的爱好。他对身边所有亲近的人仍然是那么温柔，仍然那么多情善感，仍然那么勤学好问，朝气蓬勃，富于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这些特质都在发展着，深化着，并且具有新的内容。
1837年6月21日，托尔斯泰一家在莫斯科居住还不到半年，家庭又遭受了巨大的不幸。父亲去图拉城办事，猝然去世在那里。幼小的托尔斯泰知道父亲外出，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久久地盼望着父亲的归来。他在莫斯科街头徘徊着，在不相识的人们中间寻找着父亲熟悉的身影，心情异常沉重。
父亲死后不久，祖母解除了可爱的费德尔·伊凡诺维奇的教师职务，聘来了法国人圣——托马。新来的教师不象费德尔·伊凡诺维奇那样心地宽厚，他不是用爱抚而是用恐吓的办法管教孩子。因此，托尔斯泰厌恶他。
一年后，祖母也去世了。托尔斯泰的大姑妈阿·伊·奥斯坚—萨肯承担了对孩子们的监护。可是，孩子们最亲近的人仍然是远房的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
在漫长的冬夜，托尔斯泰喜欢听姑母和善良温柔的侍女杜涅奇卡的谈话。托尔斯泰后来写道：“我的好思想和心灵的良好活动，是受益于这些夜晚谈话的。”
父亲和祖母去世后，托尔斯泰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庄园的收入远远不够维持在莫斯科的开支。为了节省费用，决定让年龄大的尼古拉、谢尔盖同大姑妈和教师圣——托马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其余年龄小的就由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很称托尔斯泰的心意，因为不再跟讨厌的圣——托马念书了。后来，托尔斯泰和圣——托马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并且建立了友好的通信联系。圣——托马是最早发现托尔斯泰具备敏锐的艺术感的人之一，而且劝他从事诗歌创作。
十一岁的孩子，未来的作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耽于幻想，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时而想从烟雾弥漫的房子里救出妇女和儿童，或者阻拦住脱缰的奔马，救出马蹄下垂死的骑手；时而他又幻想自己是个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
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托尔斯泰对生活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同过去一样喜欢到村子里去，到农民的院落、木屋里去，同昔日的伙伴玩耍。可是现在他开始觉察到过去未曾留意的事物。他看到了衣衫褴褛的农民，倒塌了的农舍，饥饿的牲口。他把农奴贫困的生活与自家的贵族生活作了比较，开始思考生活不公平的问题。
1840年，图拉省发生了旱灾，许多牲口饿死了，不少农民因饥饿而丧生。托尔斯泰家卖掉了部分田产，用这笔钱给农民买了粮食。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富有同情心的托尔斯泰的注意。大姑妈阿·伊·奥斯坚—萨肯看到人间的种种苦难，感到人生没有意义，就抛弃了贵族家庭到修道院隐居去了。另一位姑妈彼·笋·尤什科娃。伊里尼奇娜成了托尔斯泰兄弟的监护人。她是喀山省省长的夫人，住在喀山，因此就把孩子们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莫斯科一起带到喀山去。
涉世之初在喀山
喀山是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最大城市。冬季，周围各省的富裕地主家庭都聚集到喀山来，在这儿举办家庭演出、晚会和舞蹈会，尽情地享乐。
托尔斯泰兄弟就住在彼·伊·尤什科娃姑妈家里，他们感到这里的环境和气氛迥然不同，对孩子们的教育没有任何人负责。彼·伊·尤什科娃姑妈也是个醉心于奢侈生活的人，她总是自顾不暇，不是在家里举行舞会，就是去拜访喀山的名门望族，对孩子们则是放任自流。
不久，大哥尼古拉从莫斯科大学转学到喀山大学，两年以后，二哥谢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也考入了大学。这时，托尔斯泰在教师的指导下准备报考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他一丝不苟地钻研各门学科，读了很多书。但他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书籍在他的眼前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
托尔斯泰喜欢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作品，丰富多采，富有表现力的俄罗斯语言把未来作家迷住了，他对俄罗斯语言的喜爱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俄国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兴趣。他喜爱作家以爱抚的笔触描写俄国农民。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我记得，当我还是个缺乏自信的十六岁的孩子的时候，《苦命人安东》所给我带来的感动和喜悦，它使我愉快地发现俄罗斯农民是我们的养育者，我想说，也是我们的老师。”
托尔斯泰刚刚迈入青年时代，他就思考过许多问题，从哲理上该认真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想：“难道人不会得到幸福吗？也许惯于忍受厄运的人就不会是不幸福的。”他认为，只要有忍耐性，只要学会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那么生活就会是幸福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走到烧旺的火炉旁，狠狠地烤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立刻把手伸出通风窗口去冻；他双手拿起厚厚的大辞典，举过头顶，直到举到不能坚持为止；他走进贮藏室，用短马鞭抽打自己，一直抽到身上出现血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使自己学会忍受寒冷、疼痛和其他痛苦。他想，如果这些都能忍受了，那么今后生活中就不会再感到烦恼，也就是幸福的了。
托尔斯泰在思考生活意义的时候，又重新思索在他周围环境中占有重耍地位的宗教问题。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著作，使他对宗教产生了疑团。但是，不久这种对宗教的批判态度又被笃信宗教的情感代替了。特别是读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 《思想录》以后，认为人信奉宗教，并不会失去什么，否则他就有遭遇终生苦难的危险。后来，他对宗教又产生了怀疑，不仅怀疑上帝的公正，而且怀疑上帝的存在。他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上帝能在梦中或以某种奇特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该多好啊！
在不断的探索中，托尔斯泰对生活树立了新的观点。后来，他在中篇小说《青年》中写道：“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坚信，人的使命就是力图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这种完善是容易做到的，可能的和永无休止的。”
1844年5月，十六岁的托尔斯泰报考喀山大学哲学系东方语言专业，但是考试没有合格，历史和地理都只得了最低分数——一分，因为他叫不出法兰西一些城市的名字。只有数学、俄罗斯语文和外语得了“五分”和“四分”。
同年秋天，托尔斯泰再次报考大学，考试合格。作为东方语言系土耳其——阿拉伯语言专业的大学生，身穿海狸皮大衣，戴着白手套、三角制帽，腰间左侧佩带着大学生佩剑，出现在喀山大学的校园里。
进入大学以后，托尔斯泰置身于一群青年之中，体验到了与大集体联系在一起的情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情感，是他在家庭教育中从未体验过的。他非常喜欢大学生生活。
地主们来喀山过冬，接连不断地举行晚会和舞会。显贵之家的大门是随时向有着伯爵爵位的托尔斯泰兄弟敞开着的。彼·伊·尤什科娃姑妈竭力要把托尔斯泰兄弟拉进喀山上流社会生活的圈子，领他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晚会，拜访省首席贵族、喀山学区督学和其他显要人物。
豪华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在华尔兹舞曲声中，一群群贵族青年欢快地旋转着。年青人彼此以考究的衣着和上流社会的风度炫耀自己。年轻的托尔斯泰常常眯着略带阴郁的双眼，有着与周围的人相去甚远的神态，他不爱跳舞，常常心不在焉。但是，喀山的贵族社会生活却使他感到惬意。
托尔斯泰很容易地接受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他的身上，一种当时青年人称之为体面的素质在滋长着。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之中。然而，他越来越觉得孤独，无聊，一切都不合他的心意，连海狸大衣的领子、白手套以及社交的礼节都使他厌恶。
托尔斯泰没有从事外交的志向，一年级以后，就转到法律系，他认为法学对社会更有裨益。
在法律系，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听年轻的民法学教授德·梅耶尔讲课。梅耶尔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追随者、先进思想的拥护者，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开的民法课，内容充实，引用大量生动的现实生活材料，贯穿着人道主义和勇敢精神。他所作的反对农奴制度、抨击贪官污吏、呼吁权利平等、鼓吹思想自由的讲演，始终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托尔斯泰对这些口号深表赞同，它们同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
别林斯基论文学的文章传到了喀山大学，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良好的影响。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一边阅读，一边写读书笔记，试图从书中寻找出使他不安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嗜好书本给未来的作家带来了好处，他从书本里知道的事情远比在大学课堂里了解的事情要多，书本帮助他了解周围的生活，帮助他更广泛地接触现实。
法学也没能使托尔斯泰满意。充满求知欲、倾心于生气勃勃活动的热情青年，对大学经院式的学习，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产生了研究各种科学的愿望。他认为，重要的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在于这些知识具有实际的效用。
托尔斯泰力图避免工作和读书的片面性，他给自己提出办事有始有终的要求，要求自己深刻和严肃地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并且使它们获得圆满的答案。他并非连连读着到手的书，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选择阅读有关的书。他说：“我读了大量的书，我紧张地埋头于其中，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沿着一个方向。当我对某一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我把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