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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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聂赫留道夫的变化是以日益脱离上流贵族社会的观点及它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正义感的产生使得他能够看到他从前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加强了他的批判态度，使他越来越不赞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在为玛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耳闻目睹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国家机关的腐败残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的贫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合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意识到自己对玛斯洛娃犯了罪进而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对人民犯了罪，从看到自己生活的丑恶进而看清了整个贵族了阶级的腐败，从而由一个堕落的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忏悔者、一个贵族阶级罪恶的揭发者。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用来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各级官吏无非是一些凶残的刽子手和只知道从国库捞钱的蠹虫，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都在进行着“吃人”的勾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地主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官办教会打着基督的旗号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对基督的莫大讽刺。
聂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罪恶，但始终没有结果。小说的结尾，玛斯洛娃被他的真诚赎罪所感动，又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妨碍他的生活，拒绝了同他结婚，这时候，他忽然从《福音书》中领悟到了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就是“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人与人之间要“相怜相爱”，“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不但……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实践本应使聂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作家却把他变成了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传声筒。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贵族探索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过程。《复活》中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笔下一系列贵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是他一生探索的艺术总结，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贵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后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形象宣场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思想。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托尔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热衷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有的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有的作家则精于剖析各种激情，在托尔斯泰的心理艺术中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描写，但他却纯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经验，表现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刚刚迈入文学界的时候，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就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对心灵中“善”与“恶”的冲突的揭承，由此来完善艺术形象，推动人物的思想发展，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在《艺术论》中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纵观他的创作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原则，晚年的代表作《复活》更是如此。
在《复活》中，“法庭”一场是全书的开端，它集中地反映了作家心理描写的独特风格。法庭上的聂赫留道夫身为陪审员，是玛斯洛娃的审判者，但实际上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在经受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这比那“庄严、神圣”的法律形式更有力，更能震撼人心。作家非常巧妙地安排了这个场面，层次分明地揭示了这个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最初的矛盾、紧张和惶遽的精神状态。从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那一刻起，他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硬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是个残忍、卑鄙的家伙，“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但要他马上坦白承认，他还无法办到。他身为显赫的贵族，他的身份和那贵族的虚荣心使他考虑的“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才好……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才好。”“这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牢牢地控制了他，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但惊恐之余，他又出于本能极力安慰自己。他明明早已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她”，转念又认为“这决不可能”，想要自欺欺人地掩饰内心的矛盾，以至后来又用法官、陪审员的一系列丑行为自己开脱，企图找一个他无罪的旁证，以求得个人心灵的安宁，而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已不可能认出他时，他的心又轻松起来，看着悲惨地沦为娼妓的玛斯洛娃竟连一丝怜悯和同情都没有，反而产生一种贵族老爷鄙视下层人的“又是厌恶，又是恶心，又是懊恼”的杂乱情绪。他“巴望快点审完”，更想“把一切忘掉才好”。陪审员们误判了玛斯洛娃以后，他以为从此可以解脱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此时的聂赫留道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玛斯洛娃身上应负的责任，更没有考虑他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纯洁的青年了，而是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渺小的生活罗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堕落的聂赫留道夫了。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从不用单调的色彩去刻划他的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用多种颜色巧妙地组合和再现人物。当玛斯洛娃被带出法庭时，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没罪，没罪啊！”聂赫留道夫的良心终于从沉沉昏睡中惊醒，“精神的人”冲破可怕的一直遮住的他的“帷幕”站立起来。他回忆起自己富于魅力的青年时代，“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这思索的强烈意识和良知的严厉审判，使他被迫开始从心灵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顺从刚开始在他心里抬头的忏悔心情”，进行“灵魂的扫除”，他思索了他的全部生活，从而由分析自我转向解剖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发现了整个社会的肮脏、虚伪和衰败。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从本阶级中分裂出来去寻找新的道德原则并逐步完成精神上的“复活”。托尔斯泰正是利用这一特定环境，深入细致地表现了聂赫留道夫恐惧中感到羞愧，怜悯里怕被揭发，欲走不能，想招不敢，又是烦燥，又是担心，又是震惊，又是厌恶这一连串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真实而完整的心理过程，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了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性格特征，为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重要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反映到人的精神世界里，必然促成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的变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他们的内在生活都被写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各种敌对情绪的相互斗争，有各种内心活动的交替、转变，有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自然过渡。他所表现的人的内心生活，象一条不停顿的溪水，时而平缓，时而冲出激烈的浪花；时而舒心畅流，时而忧郁地呻吟。而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因受着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而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波动的交替，无一不是他内心生活的自然表露，正是这些心理活动使聂赫留道夫形象有血有肉，完整统一，从容貌到品格一览无遗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而玛斯洛娃在法庭上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却完全不同于聂赫留道夫。作家没有象刻画聂赫留道夫的心理那样，采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而是间接地、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貌、她的简单的对话和不被人注意的小动作来暗示她的内心活动。作家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玛斯洛娃的肖像描写，随着“玛斯洛娃，过堂去！”的吆喝声，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她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的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那女人整个脸上出现长期囚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嫩芽。……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这就是玛斯洛娃，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重要的不单单是玛斯洛娃的外貌如何，作家在这里向我们真正揭示的是玛斯洛娃的内心，透过她那惨白的脸色，透过她那故意留在头巾外的几绺头发，透过她那留有堕落痕迹的面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受污损的灵魂；而玛斯洛娃那黑亮的、非常有生气的眼睛又表露出内心美好的一面。玛斯洛娃沦落为妓女，但她内心善良的情感并没有完全泯灭，只是被邪恶的力量压在生活的底层，在痛苦中挣扎、呻吟着。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象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