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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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莫洛托夫能不知道这份材料吗？莫洛托夫的记忆力
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了解德国人的这份材料。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这没有什么区别。图哈切夫斯基在1935年以前还有些害怕，行动比较迟缓，
可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也可能是从1936年年底起，他就加快了政变的准备，而且
怎么也无法放手了。除了依靠德国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种说法很像真的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词“很像真的”。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想把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不适合担任人民委员的人赶下台。
斯大林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大概他的考虑是，既然元帅和将军们现在准
备撤换他任命的人民委员，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想撤换总书记本人。能否在爆发战
争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呢？要知道，1937…1938年的整个清洗行动的目标就是消灭
“可疑的” 人。
在这种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大批红军高级指挥员能保全自己吗？既
然斯大林认定图哈切夫斯基在策划阴谋，那么侦查员的工作就是找到逼真的根据和
从被告人口中掏出供词。
图哈切夫斯基确实毁在了情报机关手里。只不过不是德国情报机关，而是我们
的情报机关。
拍得很不错的电视连续剧《“托拉斯”行动》使苏联情报机关的一次行动青史
留名。其实这样的行动有很多。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苏联情报机关成立了
一些虚构的地下组织，并以它们的名义引诱白俄侨民领导人回国，然后把他们枪毙。
在“托拉斯”行动中，肃反工作者积极地运用了假情报手段。他们首先向西方
传送了关于红军的假情报。这个假情报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专门准
备的。
副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在他被捕后，有人指责他向敌人
提供关于红军的情报。
不仅如此，为了使虚构的帝制派组织享有声望，肃反工作者对侨民说，图哈切
夫斯基也加入了地下活动者的行列。后来肃反工作者们意识到，这样做太过分了，
于是后来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没有再提他的名字，但这为时已晚。
西方记住了，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着斯大林的军界反对派。西方报刊
开始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苏联情报机关将这一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从而加深了
斯大林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对他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看法……
每当看到关于施加影响的间谍的小说，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毒辣阴谋的小说，
特别是关于外国情报机关似乎无所不能，甚至能够毁掉一个国家的描写时，我总是
非常惊讶。
其实，任何一个外国情报机关都没有能力像我们本国的情报机关那样给国家造
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元帅被说成是德国间谍完全不是因为有某些文件存在。起初曾计划指控图哈切
夫斯基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去过伦敦。也可以说他是日本间谍或波兰间谍，
反正“很像真的”。
为什么没有一位红军指挥员进行反抗，甚至根本没有尝试逃生呢？他们看到了
发生的事情和迫害人的情况吗？他们手中其实有武器啊。
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这样写道：
“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信会有好的结局，他们确实以为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讲出
来，能求情，能把事情弄清楚……他们曾有所期待，他们对没有必要杀他们这个起
码的逻辑抱有希望。
“军队首长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勇敢精神可能会在他们被捕后烟消云
散。对此不应加以指责。”
在克里姆林宫左侧的尼科利街上有座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
审判庭的特别庭审于1937年5月11日在这里进行，审理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
案件。
案件是在没有辩护和公诉，没有传唤证人的情况下审理的。军法官瓦西里·瓦
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主持了案件的审理。为他提供帮助的有谢苗·米哈伊洛维奇
·布琼尼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鲍里斯
·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工农红军参谋长伊万·潘菲洛维奇·别洛夫，二
级集团军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一斯和帕维尔·
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和斯大
林骑兵师师长叶夫谢伊·伊万诺维奇·戈里亚切夫。
审判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所有人都被指控犯有叛
国罪。6月11日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各报作了如下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在工农红军内部活动的
法西斯军事组织。加入该组织的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司令亚基尔、
乌博列维奇，二级集团军司令科尔克，军长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费尔德曼和艾德
曼。
作出判决后的第二天，就在尼科利街那座楼房的地下室枪决了被判刑的人。
革命前这座楼房是一家纺织公司所在地，地下室里存放过成捆的布匹。有一条
坡道从地下室通向地面，平常用抓勾沿着这条坡道把成捆的布匹拉上去，也沿着这
条坡道往地下室卸货。当用抓勾往上拉被枪决者的尸体时，这条坡道又派上了用场。
作家列夫·拉兹贡也对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问：“为什么在地下室，而不在城外的某个对行刑队更方便的地方执行枪决？”
拉兹贡指出：“他们当时很方便，院子四面有围墙。尸体被扔到了卡车上，车
上有帆布篷，别人看不到尸体。后来把尸体埋在离城很远的墓地里。再后来就拿布
托沃公墓干这个用了用挖掘机在那里挖沟，在那里埋了5万人……”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尸体被运到霍登卡，扔进沟里，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再
用土把沟填平。图哈切夫斯基临刑前好像曾说：“你们不是向我们开枪，而是向红
军开枪。”
此次审判的法官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师长戈里亚切夫自杀身亡，沙波什尼科夫
元帅死于1940年，布琼尼元帅活到了我们这个时期，其他人不久就被枪毙了。
叶若失在7月份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有138名高级指挥员的名单，并建议把他们
划人第一类人，即枪决他们。斯大林批准了这份名单。叶若夫在秋天又呈上了一份
有292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也被批准了。
在战前年代里大规模杀害红军军官的做法在1941年夏天发生的灾难中起了极大
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曾有过。高级指挥员几乎全被杀害了，中层指挥员被
杀了一半……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36名旅政委中有34人被镇压，397名旅长中有221人被镇
压，199名师长中有136人被镇压，28名军政委中有25人被镇压，67名军长中有60人
被镇压，15名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2名一级舰队司令全部遇难，12名二级集团
军司令全部遇难，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2人被镇压，2名一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
5名苏联元帅中有3人被镇压。
1938年11月29日，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下
属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结了1937…1938年在红军中开展的镇压运动：“在这段时
间里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个可观的数字。不过，正因为
我们如此无情地进行了镇压，我们现在才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强有力
的，工农红军现在有了自己最忠实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实际上军队中的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最后一批高级指挥员于1941年秋天被枪决，
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斯大林宁愿消灭前线极缺的军官……他害怕自己人
甚于害怕德国人？
历史学博士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写道，起初伏罗希洛夫怜惜那些他了
解的人，不同意逮捕他们。然而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人民委员就开始不加反对
地在名单上签字，并下令逮捕某位军官。
伏罗希洛夫在笔记中写道，如果反对将某些指挥员开除军职或逮捕，“可能会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在这里替他说话，可他真是个敌人，是个法西斯分子”。
红军的指挥员们首先向伏罗希洛夫求助。被捕的指挥员的亲属给他写信。有时
候指挥员们本人从监狱和劳改营给他写信。其中一些人报告说受到刑讯，他们还提
到一起共事的时光，请求帮助，请求把他们从灾难中救出来。
在自己的全部副手和许多高级指挥员被捕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军队遭受了什
么样的损失。他在笔记中写道：“军队在国内的威望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的
工作方法、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和我这个人民委员的工作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芬兰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所有
的失利都归罪于伏罗希洛夫。有一天我们去了斯大林离城很近的一处别墅，斯大林
在气头上严厉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火气也很大，听了斯大林的批评
后面红耳赤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过错。你把军事干部都消灭了’。”
后来伏罗希洛夫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参与镇压。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卡冈诺
维奇试图提醒大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关于采取刑讯办法的决定上签过字。伏
罗希洛夫恼火地对他说：“我不仅从来没有在这种文件上签过字，而且我要说，假
如有人建议我做这种事，我会鄙视他。我在沙皇监狱里挨过打，被逼过供，我怎么
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他忘了，因为他太想忘记此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他自己都不相信会参与这
种事情。
赫鲁晓夫的女婿、著名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道：“1958
年或者是1959年的夏天，伏罗希洛夫来到了赫鲁晓夫正在那里休假的克里米亚别墅。
他把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把头凑过去，用一种忧伤的和请求的口气说：‘尼基
塔，再也不要流血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永久的志愿者
每一次国外行动都是件艰难和代价不菲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
钱财。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及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就与人民委员叶
着夫下令进行的这样一次谋杀联系在一起。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在1922年追随丈夫离开了列宁当政
的俄国，为了共度移民生活的苦日子。她在1939年又追随丈夫回到斯大林当政的俄
国，为了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
谢尔盖和马林娜是少年时代相识并且马上相爱的。谢尔盖·埃夫龙是一个著名
的左派女恐怖分子的儿子。他很小就感觉到了人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歧视，而且他再
也没能摆脱这种感觉。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永远是“外人”。他身边的“自己人”很
少。
埃夫龙曾经回忆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