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 作者:[美]卡萝尔·卡特-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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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召见伊顿时，他刚刚到达重庆。他被引进将军的卧室，当时将军正在更衣准备赴晚宴。马歇尔指着一把椅子说：〃伊顿，请坐！给我说说共产党。〃伊顿已经料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于是，他就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纯粹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方面做了一个简短的汇报。伊顿还说：直到几个月前，他们通过无线电经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已经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共产党为获得军事硬件惟一的希望是在得到苏联默许的情况下，获取投降的日本军的武器。在日本投降日（VJ…Day），他们仅有少数装备，但是他们在获取重型武器来武装近百万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顿最后以提醒的方式总结道：美国不应该低估他们高昂的士气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接下来，伊顿停止谈话，等待回答其他的问题。如果马歇尔曾经听说过这些话，他不会表现出来。马歇尔打好自己的领结后，说〃谢谢你〃，然后让伊顿离去。
这次会后，伊顿在上海休了一周的假，后来又返回重庆。没有再次见到马歇尔，他于24日在有吉辛治陪伴下飞回延安。在伊顿不在的日子里，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和共产党人已经完成了作战室，正在使它保持最新状态。伊顿派哈丁去北平完成新的任务，于是没有泄露作战室一事。每天一营身穿新制服、相貌英俊的中国士兵都在进行仪仗队形操练，期待着马歇尔将军的来访。伊顿提升了代替自己位置的杨照辉，对杨照辉说：马歇尔将军说延安观察组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继续存在。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3）
3月初，三人委员会（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参观了北平的军调执行部。后来，他们扩大了行程，参观了大多数战场工作组和延安。共产党人把对延安的参观作为他们的一大光荣。3月3日早晨，将军计划到达的前一天，共产党人开始从各个方向列队先进到飞机场集合。一个营的仪仗队围着操场行进、训练。4日上午11点，一架为将军飞机带着额外燃料的C…46到达延安。下午2点，所有重要人物都聚集在飞机场。毛泽东显然穿了最好的赭色毛料套装。朱德穿军装，没有戴徽章。毛的夫人穿了一件亮丽的蓝色夹克和一条便裤。她的肩膀上披着一件漂亮的男式军大衣。
大约3点10分，一架C…46飞机降落在机场，后面跟着一架C…54。C…46首先降落，从飞机上下来一群人，包括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几分钟后，四个引擎的C…54降落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在中士罗兰德·布鲁克斯（RolandBrooks）和少校杨照辉的指引下缓慢地停下来。门打开了，镀铬的舷梯从机舱伸下来。首先是周恩来走下飞机，几秒钟后马歇尔将军开始从舷梯上下来，只见他穿着漂亮的棕褐色带海狸皮领子的军用雨衣。肩膀上佩戴着五颗星的徽章。他受到毛泽东的欢迎。双方握手之后，摄影师离去。马歇尔和周恩来检阅了仪仗队之后，马歇尔坐进一辆汽车里，载着他去住地。伊顿上校开着一辆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马歇尔的后面。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红色的背景和五个黄色的星星）挂在车子左面护板的杆子上，美国国旗挂在右面。其他两辆汽车挂着印着三个三角形的旗子，车的左面护板上印着中国军队的标志，右面护板上印着五星红旗。张治中将军披着一件垂到脚跟的斗篷，领子上戴着三个三角形的徽章，坐在由杨照辉开着的第二辆车里。周恩来坐在由有吉辛治开着的第三辆车里，周恩来穿着戴徽章的制服，也是领子上有三个三角形，这是杨照辉从来没见过的。
从机场出来，车队慢慢地行进，驶进6000人夹道欢迎的热闹的人群。当时马歇尔将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和周也站了起来。到达住地时，客人被安排住在窑洞里，马歇尔就住在杨照辉的窑洞里。作为一种礼节，共产党人白天和晚上都安排了警卫，其实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完全不必要的。
共产党人已经在河上架起了一座临时的桥，以便当晚伊顿能开车载着马歇尔和其他人员到预先计划好的共产党的司令部开会。建造这种桥需要智慧，因为在当时延安根本没有钉子可用，连竹子和木头都很少。这座桥像个脚手架，带着两个窄窄的轮胎。那晚当他们接近这座桥时，马歇尔板起面孔问伊顿这座桥是否安全。伊顿告诉他说：他的东道主从来不拿他们自己的生命冒险，强迫他们通过不安全的桥。但是当把车开到桥上时，马歇尔突然叫道：〃停车！〃伊顿不想停下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滚动的东西要比不动的东西更安全些。然而他还是尽力地停了下来。马歇尔谨慎地下了车。一会儿，他感觉安全了，才又上了车，对伊顿吩咐道：〃开车！〃
据伊顿所说，当马歇尔和他到达会议厅的大门时，马歇尔下了车，并告诉他在外面等着。两个小时后，总统特使返回卡车，伊顿载着他回到了〃迪克西使团〃的住所。整个晚上将军对待〃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就像对待一个司机一样。马歇尔再次表示他对伊顿的意见或提供讨论的话题不感兴趣。他也没有向伊顿（他自认为是苏联问题专家）询问苏联是否对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在延安的活动情况表示干预、兴趣或担心。
马歇尔判断毛泽东掌握解决华北问题的钥匙，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对谈判成功所抱的期望很小。伊顿认为他似乎很超脱，就自动地转移了话题。他许诺遵守不同协议的条款，还说他希望停火能够扩大到中国东北，战场工作队也能派往那里。当马歇尔给杜鲁门写信谈及这次会议时，他说他已经说得非常直率了，毛泽东没有表现敌意。
那天晚上，朱德将军和毛泽东设宴欢迎美国客人。毛泽东举杯敬酒说：〃中美之间、国共之间长久合作。〃来宾也祝酒，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及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祝福。晚宴后，朱德、马歇尔和张治中各发表了一番讲话，观众热烈鼓掌。马歇尔的话是由翻译译成中文。在杨照辉看来，马歇尔对当时中国的局势没有误判，他也没有含糊其辞。晚宴后，人们去另一个厅听演讲和音乐会。这个节目以一首〃腰鼓〃开头，以一首〃黄河大合唱〃结束。
第二天早晨，马歇尔离开，同时把预定返回美国的布鲁克斯中士带走了。在机场，马歇尔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能去重庆和蒋再次谈判。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不管什么时候蒋邀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后来，马歇尔要了一面专门为他制作的五星红旗，他告诉助手让伊顿在红旗上做上标记，把它折起来挎在胳膊上，对众人说再见。马歇尔返回美国，1月21日任国务卿职务。
鲁希尔·布希特（RussillBuhite）已经观察到：这次使命的结果是把美国决策者放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蒋介石集团似乎很腐败、无效、专制，趋向于自我灭亡，然而美国官员不情愿完全撤走对蒋的援助，因为他们考虑到苏联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支持共产党，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共产党在与苏联合作。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4）
在近年的评估中，罗荣渠写道，马歇尔使命的失败导致了华盛顿在一段时间里的犹豫，迟迟未决，美国等着瞧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中期。这一年7月，魏德迈被派遣作为特使来华，此行的任务是了解实际情况。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他总结道：中国的局势很严峻。这个评估让伊顿吃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歇尔在访问期间仅仅问了许多关于延安古代历史的问题。杨照辉相信将军是很高兴地离开延安的，认为事情会顺利发展。毕竟，这本是一次友善之旅，没有预先安排政治讨论。本书作者为写此书采访过的每个〃迪克西使团〃成员，都不像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把马歇尔访华说成是美苏关系史上光辉篇章的一部分，或者认为1947年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转折点。
伊顿和杨照辉对马歇尔来访反应的差别可能反映出他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就像他们以同样对立的视角看待将军本人一样。杨照辉没有发现将军是个严峻的人，将军在住了他的房间之后表示了感谢，杨照辉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评价了将军来华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伊顿认为自己是研究共产主义的权威，他对马克思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毛和周。伊顿上校有他的苦衷，因为他希望通过完成在延安的使命得到一颗星（即晋升为将军），或至少他的政治见解被认同。但是相反，他发觉马歇尔很轻视他，马歇尔离开后，他作为观察员的作用结束了。大多数工作人员不久也离开了，共产党人开始自己管理气象站。4月1日，伊顿开始整理美国在延安的财产清单。4月11日，他飞往上海，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马歇尔使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也是延安观察组历史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它使人们意识到〃迪克西使团〃的存在。同时，马歇尔的访问对观察组的个人也有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对布鲁克斯、杨照辉和那些直接参与接待的人来说，马歇尔的来访提供了一个转折和令人兴奋的经历。杨照辉替马歇尔将军选定食谱，排除任何贝类，因为将军对这些过敏。他还为马歇尔选定可以接受的座车和行车路线。马歇尔在华期间，〃迪克西使团〃人员通过无线电始终与重庆保持联系，以便随时让总统特使与司令部保持联系。他们也向陆军航空兵提供飞机在重庆和延安之间飞行的航行和天气数据。
马歇尔尝试着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使得〃迪克西使团〃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周恩来对马歇尔评价说：共产党人乐意同〃迪克西使团〃打交道，愿意向伊顿提交有关军队的清单，但是根本不愿意向国民政府下属的委员会提交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委员会可能把这个东西交给国民政府，而当时双方的敌意仍然存在。值得记住的是，当时称为延安联络组的〃迪克西使团〃，不是对北平军调执行部负责的战场工作组，它只是一个正在运转的联络组。
马歇尔将军在许多重要观点达成一致后，相信中国的双方抱有的真诚能够确保这些协议得到实施，将军才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并亲自向总统汇报中国的局势。他对转移剩余财产、航运及对华贷款问题特别着急。然而，他一离开中国，局势就开始恶化。各战场的指挥官不顾战场工作组的命令，工作组的中国成员认为自己是当地指挥官的代表，应该向当地负责，而不是向执行部负责。
3月16日，艾尔文·C。吉乐姆（AlvanC。Gillem）中将代表马歇尔将军，三边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呼吁在执行部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