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完了 金克木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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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的只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述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阳货》）。其他平列式虽多，
但没有总结数目。这样举数目总结概括有时省略项目内容。古的如五行、八卦、
三纲、五常，今的如三好学生、除四害、破四旧，不知有多少。印度佛教徒也喜
欢举数目排列。如；三归、五戒、《增一阿含经》。传到中国又推广出“四大皆
空”、“一尘不染”、“一佛二菩萨”等等。这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的文风和思
路习惯？不列出一二三四再概括简化，就不容易通行无阻。例如“五个一工程”，
通用，但未必人人知道是什么工程。
以上对“孔子曰”十一章只作文风和思路的一点考察就说了这么多。至于内
容思想，那就更说来话长了。下面谈一点小意见。
重训诂，重义理，各有当时需要。现在作解说是为现代人。先要发现前人没
说到而现在人会关心的问题，举前引“孔子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一章为例。礼，例如清朝男人要留辫子，民国男人要剪辫子，以及国徽（崇尚什
么服色，用什么旗帜标志等）之类。乐，指雅颂、乐府、正式仪式上用的乐歌
（现代的国歌）等。征伐指军事、国防、宣战、媾和的权力。礼乐和征伐用古话
说是文事武备，现代话是文化、武装，也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些都只能由天
子，即中央政府掌握，不能归诸侯。“天下有道”的道指的是全国统一。大权归
中央。诸侯只能处理地方行政。“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缺少统一的
礼乐，没有统一的象征，精神文明涣散，内战不停，那就是国家分裂了。所以孔
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为的是将分裂的东周恢复到统一的西周。这不好说是复辟
倒退吧？孔子赞扬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如
其仁！如其仁！”（《宪问》）这不是主张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吗？
另有一个矛盾。这章的前面一章中说：“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责备门人冉
有没有阻止。季氏是鲁国诸侯的大夫。冉有是季氏的家臣。征伐之权怎么可以归
大夫和家臣？冉有本来没有多大责任。孔子讲了一通道理，独独没有讲下面一章
接着就讲的大道理，即，征伐之权只能归天子即全国的中央政府，季氏根本无权
征伐。这是什么缘故？
还有一个问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照朱熹所说，这是“上无失政，
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也。”能不能这样解释？是不是孔子朱子两位注
意的重点不同？孔子重视的是在庶人方面不议，执政者还不能不议政。朱熹重视
的是在“非钳其口使不敢言”，不能依靠禁止使庶人议。秦以前的人孔子及其门
徒和南宋的人朱熹对于庶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想法都和现代人的关于政治言
论自由的说法大有距离。彼此分属于三个时代。
还有，这一章说“天下有道”和下一章说“禄之去公室”都好像是当时说话，
但更像是事后做结论。而且，讲三世、五世，是春秋时代非常重视贵族血统的口
气，可是到现代也有讲三代贫农和血统工人的，现代所谓文明国家也闹种族即血
统问题，这又是为什么？
诸如此类，问题不少。依我看，《论语》中的孔子首先是政治思想家，和近
代欧洲所谓哲学家不大一样。他是为天下有道即政治权力序列稳定时安排个人、
家族、贵族、平民、执政者各色人等的义务以求长期天下太平，因而要讲伦理道
理，然后才追溯到思想涉及哲学问题的，不是企图建立哲学体系。所问所答的问
题和外国从神学分化出来的哲学不同。双方思想虽然有共同处，但是更有区别，
不应混淆。研究孔子和研究孔子的哲学和研究《论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我
以为，读《论语》的目的若是不同，为研究孔子或是为研究这部书，就会有两种
读法，读出来的也会有差别。至于讲儒家，那又是另一回事。不知这样看法对不
对。
《论语》确是一部奇书。来源大概是秦以前孔门弟子口传笔录的读物。到汉
代在齐、鲁两地分别编辑成书。另有一种古文字写本。东汉末年郑玄将三种传本
合编加注，蔡琶写经文刻石，两者都没有传下来。三国时魏国何晏依郑本编《集
解》。传到日本，有一三六四年（中国元朝）的现存最早刻本，中国有唐朝《开
成石经》石刻尚存西安。南宋朱熹编人《四书》，作《集注》。直到此时，《论
语》还只是诸经之一，地位并不特别祟高。接着元朝蒙古人统治者提高《四书》
地位，定为科举考试做官必读书。明、清两代继续用《四书》题八股文考试。在
民国废止科举前几百年间，《论语》是识字读书人最熟悉的书。甚至不识字的人
也知道“学而时习之”。教书的人被嘲笑为开“子曰铺”卖“子日”的。书中许
多词句进入小说、戏曲、谜语、酒令、笑话。别的古书都没有这样普及。八股文
和科举都废除了，很长时期内《论语》仍为人熟悉。为什么会这样？孔圣人的招
牌和书中的一些道理不会是主要的原因。招牌和道理可以当作敲门砖，表面拥护，
心里不信。可是，从前读书要求背诵，起了作用。不管懂不懂，背熟了，印象最
深的是词句腔调，是语言，是故事，不是半懂不懂的意思。《论语》中的语言风
格多种多样，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口语，往往有当面说话的神气。书中板面孔的
教训多，笑面孔的对话和生动的故事也不少。孔乙己就曾断章取义（原句是“君
子多乎哉”）引用“多乎哉？不多也”（《子罕》）；还有骂人的话，“老而不
死是为贼”（《宪问》）；也有赌咒的话，“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这些若译成现代口语，口气就不对了，不活灵活现了。一句“不亦乐乎”（《学
而》），在小说中往往用来开玩笑，指不该乐而乐或乐得过分等等。又如“割鸡
焉用牛刀”（《阳货）））已是成语。许多《四书》句成为从前读书人的口头习
惯语。所以，依我看，《论语》的内容不好懂而且解说随时代变化，反不如语言
的影响大而深远，值得研究。《论语》本来也可以算是文学书。古时文史哲分类
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我希望有人注意研究《论语》的传播过程和流行影响的变化，
还希望研究者注意文本的解析，例如语言风格和思维程序。我的小文不过是开头
做一点试验而已。
一九九七年九月
近读《大学》
读《大学》，不免要“饶舌”，当然只是对非专家闲谈。
谈到中国文化和哲学难免要提到儒家；一提到儒家，少不了三个人：孔子
（前五五一——前四七九）、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Ο四）、朱熹（一一三
Ο——一二ΟΟ）。这三位思想家处在不同时期。孔子处在开始分崩离析趋向不
稳定的天下，董仲舒处在统一的稳定的天下，朱熹处在分崩已久要趋向大一统的
天下。在欧洲、印度、中国三大文化共处的“天下”中，这也正好是三个重要时
期，出现大思想家。一、希腊的苏格拉底（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印度的佛
陀（释迦牟尼）、耆那（大雄）和一些《奥义书》都与孔子同在公元前六至五世
纪。二、罗马统治下犹太的耶稣比董仲舒死时只晚生约一百年。印度在公元前后
有各种总结性典籍大批出现，许多教派纷立，兴起于东北的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
灭亡（约公元前一八七），兴起于西北的大月氏人的贵霜国建立起来（约一世纪）。
三、欧洲中世纪结束而文艺复兴开始时期的但丁（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晚于
朱熹不到百年。印度在这期间出现了最后一位古典大哲学家罗摩奴阇（约十一至
十二世纪），代表阿拉伯文化的伊斯兰教已占领了北印度。以上这些人中，看来
只有董仲舒处于西汉的统一稳定时期，所以惟有他可以声称“天不变，道亦不变”。
欧洲和印度从十二世纪以后再没有出现像罗马帝国早期那样政治和文化一致的大
统一。惟有中国却是维持了元、明、清三朝的大统一局面，能像汉、唐那样纷歧
错杂而又定于“一尊”，尽管所“尊”的对象的表面和内容未必一致。类似情况
也许只有日本有，所以自己吹嘘“万世一系”、“八纮一宇”，但范围之大不及
中国。十二世纪幕府兴起，武士取代贵族。文化上仅有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
在全世界首创长篇小说。若讲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这些现象大概是值得研究而
且已有不少人进行探讨的。
作比较文化研究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寻轨迹，究因果。二是查中介（冲突焦
点或传播途径），析成败。三是列平行，判同异。至于方法，孤立的“个案”研
究和笼统的“概论”判断似乎都不够了。资料和课本的编写在世界日益缩小、信
息日益繁多的情况下也会难以应付要求。二十世纪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加上牛顿的经典理论，对物质世界有了大进一步的理解，由此认识到在
地球上和宇宙中和原子世界内物质运动规律是彼此不同的。这些科学结论虽然难
懂，但其中的哲学思想迅速延伸，渗入许多方面。有些看来很像脱离科学的哲学
思想，只要是新起而非仅承袭十九世纪的，无不涉及这种对宇宙的新认识。科学
在宇宙的大、中、小三方面加紧钻研，迅速前进，哲学不能视而不见。问题是在
对人类自己怎么研究。本世纪后期，由于这些本来好像脱离实际的研究迅速在技
术中发挥巨大作用，一般人才普遍震惊，更加紧迫地要求对人类自己的研究也能
像十九世纪的达尔文和马克思那样来个大突破。自然和社会虽不能说已经可以作
为统一研究的对象，但分割研究在生态学出现以后也不无困难了。既不能不分割，
又不能不统一，这必然要出现新局面。二十一世纪的桅尖已在望中，只看思想家
从哪里突破了。
我发这一通未必正确的议论和《大学》这本书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正是读这
本书时想起的。《大学》讲的是“大学之道”，即“平天下”之“道”。我想朱
熹当年所处的世界和所想的问题和今天的未必不相仿。他当时的世界（即中国）
远不是董仲舒的，有点像孔子的却又不是。春秋是大分裂的初期，离大统一的秦
还有几百年；南宋后期却是大分裂的末期。五代以来已分裂了三百年，若渤海、
南诏、吐蕃都算，分裂期还要长久。这时“天下”的经济日益发达，统一要求超
过了分散发展，政治上能不能有相应的模式？在哲学家看来就是思想上能不能有
相应的模式（理或道）。从北宋以来，汉族的思想家就以传统汉文化为主而兼采
民间（这些人多不是高官），探讨这个问题。在南宋将亡，蒙古人将作为历史工
具而摧枯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