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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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母体内漫长的发育过程，而且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时所要求的条件也十分严格。

　　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我们会发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解体方式是全面崩溃，我们称之为脆性瓦解；而西欧封建社会组织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体，我们称之为柔性瓦解。两种解体方式不同，造成了第三阶段的重大差异。

　　什么叫脆性瓦解呢？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一个组织突然解体了，出现了完全无序的状态，那就是脆性瓦解。所谓柔性瓦解，并不是说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是一种渐变。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总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某种无序状态，出现社会革命的剧烈振荡。但柔性解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不是同时陷于无序状态，其某一子系统发生革命时，其他子系统仍处于相对有序状态，革命分阶段相继完成。

　　封建社会柔性瓦解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十六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纺业变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圈地运动象旋风般地在广大农村刮起，流浪权的队伍充斥社会。在经济结构陷于某种秩序中时，英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公元1549年诺福克郡爆发了两万人规模的起义，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瓦维克伯爵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英国国王和政府操纵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与罗马教廷决裂，停止向教经缴纳贡税，并封闭大批寺院，没收其土地财产，卡尔文教、路德教等新教在英国广泛传播。尽管其间有“血腥的玛利”在位时对清教徒的残酷宗教审判，天主教一度复辟，引起国内强烈不满，但并没有酿成大动乱。不久，伊丽莎白当政，1563年国会通过了“三十九条信条”，确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在1642～1649年八年内战和革命期间，英国分为“骑士党”和清教徒“园颅党”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曾一时中断，贸易也有所停顿。但是，在政治结构秩序急剧变革时，国内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上仍是稳定的。就拿革命期间伦敦的粮食贸易来说，革命前从肯特、爱塞克斯、索福尔克、色西克斯等郡运往伦敦的粮食是二百七十三船。而在克伦威尔革命期间，1649—1650年，粮食贸易更加繁荣了，增加到八百零三船。当然，内战和革命对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如粮价上涨。1620年平均粮价为三十先令，1646年上涨到五十八先令，1648年——1649年上涨为六十八先令。但1646——1650年，社会工资收入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虽然同期面包价格增长了两倍。这些经济情况证明，英国政治革命爆发期间，经济仍在向前发展着，并没有出现无序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政治结构一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社会大动乱时期，物价飞涨是毁灭性的。物价的上涨，不是几倍、十几倍，而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秦末大动乱时，米价上涨一百六十六倍，马价涨到一匹百余，最困难时一石米要值万钱。汉末大动乱时物价也上涨万倍。崩溃性的物价飞涨使经济结构马上破坏。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是脆性解体呢？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碎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

　　以货币流通为例，元代以前主要使用铜币，元代以后白银的地位明显地重要了，甚至以纸币为流通手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中，使用纸币这些不是以它们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为后盾。货币的稳定性要依赖于政治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常出现由于纯粹政治因素而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的现象。如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因有人谋刺他，便大索关中二十日，米价上涨几十倍，每石一千六百钱（原来每石约为三十至六十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波动，完全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欧洲封建社会，则以金、银、贵金属为流通手段，一直比较稳定。元代通货膨胀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元代的纸币通行全国，完全是官僚机构控制的结果。有的地方使用铜钱，则明令禁用。对推行交钞不利的肃州，元世祖曾“降诏谕之”。1280年，连边远的维吾尔（畏兀儿）等地，也设立交钞提举司，开始通用交钞了。正因为纸币的使用是依靠一体化强控制来实现的，所以随着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一整套货币管理发行、回收、黄金准备制度也就开始破坏。原设立了“回易库”处理用环的昏钞，但到后期“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于是货币信用日益丧失，“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民间造伪钞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胆子也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国家开支就越大，元武宗时每年用钞六百万锭，降旨赏赐用三百多万锭，土木营造用几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而国库没有十一万多锭的储备。这种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印钞来解决。元末物价上涨六、七千倍，贿赂官吏所用纸币要用车载。

　　脆性瓦解为什么不利于新结构的诞生呢？旧社会组织的彻底瓦解，不正是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彻底吗？问题在于这种脆性的社会一旦陷于崩溃，就具有惊人的残酷性，特别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脆性瓦解总是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古代社会中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或被破坏的程度。我们可以用王朝灭亡前后的人口波动来看脆性瓦解的破坏性。

　　秦汉之交，短短八年时间中，全国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到一千万左右，减少一倍之多。汉初，社会普遍贫困。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这样算来，连天子都乘不起四匹马的马车，将相只能乘牛车而已。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当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皇帝这种”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作法，固然有其政治意图，但这也说明大动乱后社会的极端贫困。

　　东汉末年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为惊人。公元157年东汉人口达五千六百多万，大动乱后公元260－28O年，魏、蜀、吴三国人口总数才七百六十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仅曹操破徐州一次坑杀江淮难民就达数万口，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两年间数十万户人聚居的繁华地区竟然所剩无几，一片荒凉，事可以比作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了。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住处是以荆棘编的门户，宫女缺衣食，许多饿死途中。随驾官员出门打柴，往往倒毙在路边。袁绍军队在河北，有时靠桑椹供食。袁术军认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饥。在这种食人习以为常的动乱中，孔融曾为人吃人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吃不认识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鹦鹉。程昱向曹操提供的军粮中就夹有不少人肉干。

　　隋代人口近五千万，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生养息，宋代人口慢慢增至六千万左右。但经过元末明末大动乱，公元1655年，即清初顺治十二年，人口仅为一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人，与公元1626年即明末天启六年总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相比，短短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当然，史书所载的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是有差别的，但人口的波动如此剧烈，可见脆性瓦解破坏性之大。欧洲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大流行，短短几年中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经济史家把这次大瘟疫看作欧洲十四世纪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它与中国大动乱对人口的杀伤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种巨大破坏性，就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第二，大动乱的巨大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过程的周期性中断。

　　6。7　严峻的选择

　　控制论关于系统的组织及其演化的理论表明，一个复杂系统的建立，不会从空白状态开始。系统的进化是内部不断调整改进的过程。如果整个系统出现了完全无序状态，那么弱小的新组织因素是不可能建立一种新协调结构以完成整个系统的重建的。

　　任何一种新结构的优越性，并不能在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觉察到。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它往往要在和旧结构的不断竞争中，慢慢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不以脆性瓦解的方式，而以柔性瓦解的方式，才能给新结构以自我调整和显示优越性的时间。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适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寻求这一适应状态，却经过了相当多的尝试和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实际上他实行的是个人独裁。这种政体和英国新经济结构并不适应。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新议会马上请回被处死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即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复辟。复辟后的君主制更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必须进一步调整。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废黜了国王詹姆斯二世，君主专制最后失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经过这样反复的调整和寻找，英国政治结构才达到相对适应的稳定状态，议会成为具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它日益显示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结构全面资本主义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跃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历史证明，即使是新结构完全确立后，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修改、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开始时，上议院的议员全部是贵族，下议院的五百零七名议员中，除七十名外，其余也全是贵族。产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没有议员，而那些正在衰落的老城镇却有很多议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1832年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了议员，取消了“衰落选区”在下院的席位，把席位拨给新兴城市，并扩大了选民范围，使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改革后的议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废除谷物法，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1867年和1884年又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把选举权扩大到城镇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