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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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他们是同事。我同老李多年不见，他来不及叙旧，就带着紧迫的神情对我说：“赶快去吧，等着你哪。”他显然知道我这次从蒙古回来干什么，却没有讲谁在等着我。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他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用肘部受过伤的右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三十五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立即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说完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当然总理这个指示也传达到二连边防站，无怪乎我回国路经二连时，王站长不敢询问蒙古境内的情况。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1948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总理穿着一件灰白色的中山装，相当多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手指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部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的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碗热汤面劝总理吃一些，说从早晨一直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总理说现在顾不上，听完汇报再吃吧。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I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
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