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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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余发。其中在所谓“五年讨蕃计划”期间收缴的就有22958支，占绝大多数。 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745页。另据《理蕃志稿》：“‘理蕃事业五年计划’为前任总督佐久间伯爵集聚众智尽众力毅然实行者，所费国币一千六百余万元，死伤二千二百余人，虽然损失甚重，但勒缴火器将近一万八千挺，阖岛原住民望风崩角，可谓千古鸿荒因此开辟”（第三编序）。有关收缴枪支的统计数字出入，可能是由于有的数据对枪管的统计未包括在内。以阿缑厅的武器收缴情况为例，有如下表5…1所示。
总的来说，日本殖民者的“理蕃政策”有两条主线，即镇压和所谓的抚育。在镇压方面，建立警察体系并配合军队，对台湾原住民实施高压统治，同时沿袭清代的隘勇制，利用台人治台。为了消弭原住民的反抗斗争，收缴武器弹药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原住民镇压活动的重要事项。至于“抚育”方面，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原住民教育、卫生、授产和赏赐等，再加上山地道路、水利和社务的整顿，以图完成原住民从心理、思想、行为乃至生产生活的转向，成为日本天皇的臣民、“顺民”。
日本据台之初，殖民当局即相当重视对台湾原住民的所谓“抚育”工作，因为他们意识到台湾山地局势的平稳及山地资源的开发都离不开对原住民的收编和抚化。“若要在（台湾）山地兴起事业，首先要使蕃民服从我政府，使其得正常生活途经，脱却野蛮境遇。”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7页。日本殖民者仿效清代的抚垦制度所建立的抚垦局，就是从事高压之外的收编工作。以大嵙莰抚垦局为例，“局务乃在抚化生民，开垦荒地。设在台北城南门西门内外之西学堂，招徕蕃民子弟，施以教化，除去其顽迷之心，凶暴之俗，以保持伦常，严守秩序，并供给其衣、食、住，以至日用零钱。蕃民若来本分局，则喜与之相对谈，或说天时，或讲地利，供茶饭酒肉。醉饱，仰天而喜，俯地而悦，尽兴而去。以此一而十，十而百，相传下去，远近子来，彼此悦服，感化归顺”。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8页。这实际是以小恩小惠进行的人心收买工作。在另一层面上，还开展了更具长远规划的授产计划，即努力改变原住民的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引导他们进行农耕作业，甚至在据台初期还在部分地区给其牛和土地文书，以促其归化。
授产活动较大规模的展开是在1910年代后，主要的机构有水田指导所、养蚕指导所、甘蔗指导园、各类果树园、堆肥及养猪指导所、牧场指导所、机业指导所、藤手工艺指导所等等。原住民的耕作制度原本采行原始粗放的迁徙轮耕方式，大大破坏了森林植被，而且造成水土流失。随着殖民当局实施水田耕作奖励制，原住民的水田耕作面积有了较大的增加，1923年为531甲，1930年增为1350甲，每甲平均收获量为9346石。畜牧业主要是水牛和山羊的蓄养，以配合水田种植业的发展，后逐渐扩展到养猪。一些特殊手工艺品的生产则体现了山地原住民的特色，如排湾族的纺织品、刺绣、木雕等，曾获得了博览会的奖项。有的地方还集体迁移原住民，转换其生存环境，如筹集4500余元，将花莲新城的原住民720余人集体迁出。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895～1901年，着重在平地镇压汉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对“蕃地”采行怀柔政策，以便将台湾人民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二、1902～1909年，早期汉族武装游击斗争镇压后，日本殖民者腾出手来对原住民采取攻势，一面推进隘勇线，扩张警察势力，另一面加紧所谓的抚育工作，同时开展“蕃地”调查，了解原住民的生存状况以为制定政策的参考；三、1910～1915年，全面落实高压“理蕃政策”，即所谓“五年理蕃计划”，以军队配合警察，进一步推进隘勇线，开展枪支弹药收缴行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理蕃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原住民与汉人分隔开来，封锁原住民聚居地区，限制汉族人民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原住民不得随意下山，汉族人民也不得随意进入原住民地区。日本人的理由是原住民尚属野蛮状态，出草盛行，为安全起见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日本殖民者在这里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隔断汉族与原住民的往来后，日本殖民当局便能以经济封锁压迫原住民屈服，同时防范台湾人民联合抗日斗争。其次，台湾山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封锁政策势必限制了台湾本地民族资本的进入，丰富的宝藏成了日本殖民当局和日本资本的独占品。最后，相对封闭状态也使得日本殖民者能更有效的在山地建立一个“纯净的”、没有外力污染的统治环境，更有利于其所谓“理蕃政策”的实施。此外，台湾社会各公私法，如刑法、民法等，并不适用于“蕃地”，使得成为普通行政区域外的特殊行政区域。“蕃地”警察权力亦远大于平地，除治安、取缔、户籍等一般警察事务外，还负责对原住民的教育、授产、卫生等等诸般事项，有人指出：“台湾‘蕃地’的警察，他是警察，同时又是教师、医生，且为生产技术指导者、主持诸般世事的家长。”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第963页。凸显出日本在台统治的警察政治色彩。日据时期的台湾山地社会，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高高在上的是以警察为代表的殖民统治者，其次为头目、头目势力者会、青年团、家长会等，最基层的是各“蕃人”家庭，层层叠叠的控制了台湾原住民社会。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概而言之，为了达成对台湾山地的控制，日本殖民者实施的“理蕃政策”对台湾原住民的统治相当严酷，这一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倒退的，也就是说回到了清代前期土牛划界、汉“蕃”隔离的旧时代，与清末以来开山抚“蕃”、汉“蕃”融合的历史进步趋势相背离。
还应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方士绅力量的收编工作。我们知道，清代台湾地方士绅出于垦拓、保护土地、防范“蕃害”之需，组织了不少私人的武装力量。日据初期总督府在严厉镇压参与抵抗的武装集团的同时，对于“顺服”的地方士绅的私人武装开展了收编和利用工作。特别是在防范原住民这一领域，借助民间力量以补殖民当局警力之不足，成为初期“理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著名的雾峰林家为例，林朝栋在刘铭传时代就为了樟脑利益而拥有隘勇武装，日据之后仍得以保留，但控制权逐步为日本殖民者所掌握。1896年3月，台中县谕示林绍堂，其隘勇需接受殖民当局的管理，并规定：①隘勇人数为400名，如有变动须随时报告；②隘勇须听从官府调遣，不得有暴行；③火药由地方官禀请总督府军务局补给。另每月发给2200元为薪粮之费。黄富三：《日本领台与雾峰林家之肆应——以林朝栋为中心》，《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林家的隘勇名义上是保留了，但实际的控制权却被收归了殖民当局的手中。林家隘勇后来（1902年）还听从总督府的调遣，参与了对“南势蕃”稍来社的讨伐，日本殖民者以台治台的策略在此暴露无遗。
6“蕃地”调查工作的展开
台湾原住民生活在深山地区，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山地日益开垦，其与汉族人民间的交往逐渐扩大，人们对原住民的认识也开始清晰起来。清代的汉人著作中，就有不少有关台湾原住民的信息，譬如《裨海纪游》和后来的《番境补遗》、《番社采风图考》等等，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记录原住民生产生活状况的专门章节，为人们了解原住民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然而，这些早期记录，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还是极不完整、极不详实的，既缺乏现代人类学的深入考察，同时也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浮于表面化和粗线条。因此，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在整理旧文献以为我用的同时，也开展一系列的山地调查工作，以补资料之不足，以敷统治之需。
在抚垦署时代，鉴于当时无法进入山地深入调查，当局派人在平地与山地的交界处尽可能的了解“蕃社”的人口和风俗，以月报的形式供执政者参考。儿玉总督时期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了《蕃社台帐》和《理蕃概要》。乃木总督时期制定的蕃地业务方针中，也提出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蕃地之踏查及交通”，但这时的调查着眼点还是在于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因此，调查小组的组成上偏向军人，譬如1896年对红屿的调查，1896～1897年对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花莲）等的调查。后来，日本殖民者将此逐渐扩展到原住民全方位的调查，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在部署调查事项时，罗列了近30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包罗万象的详细情况，如“蕃社的名称、人口以及其增减；各蕃社之间的关系；蕃人之间的阶级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连锁关系；蕃人生活的状况；蕃人的职业及其状况；蕃人枪器的种类；弹药供需的途径”等等，乃木总督还对各抚垦署长强调“蕃语研究”和“蕃情调查”是当前紧要任务。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53页。总体来看，早期的原住民调查侧重于应对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展开的，应急色彩较浓厚。这一调查当然也取得了效果，如编制并大幅扩充了《蕃社台帐》，内务部门还依据调查并从统治需求出发，制定颁布了《蕃界警察规则案》和《生蕃刑罚令案》，从而强化了在山地的殖民统治。此外，早期的调查从统治的需要出发，侧重于原住民的户口、地质、聚落分布和风俗习惯，且由警察为主导，此类调查的鼎盛期为1908～1914年，以《理蕃志稿》的刊出为其标志。作为总督府警务本署主导的作品，所谓的“五年理蕃计划”占了相当的篇幅。由于收集了大量官方资料，对研究日本殖民者的原住民政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后，山地丰富的资源引起了殖民当局和日本资本的极大关注，而“蕃地”开发亦关系到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成败。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山地的详尽了解，正如总督府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所言：“蕃地之开拓，与蕃人处分问题关系密切，——蕃地经营，在乎开发资源发展产业，而向来从事此业之小资本家急于目前利益，未能见其大成，究其原因，凡蕃地产业之经营必须预先查勘实地，一时之利害，偶然之得失，应置之度外。”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694页。为此，与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在官方组织的之下，民间力量的介入也成为可能。
台湾的占领为成立不久的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