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语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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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距离的远状态，霍尔博士确定为2。5至4英尺，并称之为肉休支配的极限，在这个距离上，你不能轻而易举地触摸到你的伙伴，所以，它给每一位接触者都带来了某种独处权利。不过，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个人讨论的话，这种距离还是够近的．两人在街上相遇时，他们通常就在这种距离上停下来，互相交谈。而在一个社交性的聚会上，他们可能会彼此离得近一些，达到个人距离的近状态。
距离的远近，传达出了种种信息，从“我与你保持一臂之隔”到“我允许你比其他客人离我稍近些”。当你和一位熟人是处于远的个人关系时，走得过近会被认为是又气凌人；或者，取决于性别的安排，会被认为是个人喜欢的象征。你用距离来作出了一种声明，但这种声明如果要传达出某种意义，就必须用其他行动来加强它。
社会空间和公共空间
社会距离同样也有一个近状态和远状态。近状态是4至7英尺，当我们处理公务时，通常就保持这种距离。在社会事务中，当我们与城外来的委托、新的电影导演或公司经理会面时，我们就采用这种距离。家庭主妇与修理工、店员或送货人之间就保持这种距离，但这种距离也许是最佳操纵距离。
老板正是利用这种距离来对雇员一一秘书或接待员发号施令的。在雇员面前，他得显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要保持其尊严与威力。实际上，他是在加强“你们为我效劳”这样的客观事实，嘴里当然没有直说。
社会距离的远状态是7至12英尺。它用于更为正式的社会关系和事物关系。“大老板”会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使自己与手下的雇员之间保持这种距离。在这个距离之上，他也可以继续坐着，抬眼看雇员，丝毫不失要人身分。而雇员则从头到脚都暴露在他的眼皮之下。
再回到眼睛上来吧。在这种距离上瞟一眼就调转眼光，那就不恰当了。你们之间的唯一接触就是视觉接触．因此，传统要求你在谈话时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霍尔博士认为，不牢牢地注视对方的眼睛便无异于把他排斥在交谈对象之外。
从积极方面来说，这种距离允许某种保护行为的存在。在这一距离上你可以不停下手里的活计而又不至于粗暴无礼，你也可以停下手里的活儿与之交谈。在办公室里，接待员和来访者就有必要保持这种社会距离，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工作而不必与来访者天南海北地瞎聊。但如果离得近些，不与人家搭讪可就失礼了。
丈夫和妻子晚上在家里亦可采取这种远的社会距离以便自己轻松一下。要是愿意，他俩可以说说话；倘若无兴交谈，同样可以各看各的书，当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类社会距离中非个人的气氛能够使这种生活成为一件近于义务的事情，但家庭成员常常是照这种彬彬有礼的间隔而安排位置的，要度过一个更亲密的夜晚，他们则必须靠得尽可能的近些。
最后，雷尔博士引用公共距离一词以表示我们领土伸展的最大范围。这里也有近状态和远状态，这一区分也许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八种距离而只有四种距离呢，实际上，这四种距离是按照人类的相互作用而得出来的，不是按照测量得出的。
公共距离的近状态是12至25英尺。这种状态适宜于更不正式的聚会，比如，教师对满满一屋子学生讲演或老板在工人大会上致词，等等。公共距离的远状态为25英尺或更远。一般说来，这种距离是留给政治家们使用的。在政治家们当中，距离也是一种安全因素或保险因素，就象在动物当中一样。某种动物只让人走到这个距离，再要靠近，它就溜之大吉了。
说到动物与距离，常有误解距离和领土界限的真正意义的危险，典型的例子便是狮子与驯狮员之间的情形。当人走得大近，进入了狮子的“危险”区域之内以后，狮子就会往后退。但当它不能再退，而入继续走近时，狮子会转而朝人走来。
驯狮员乘机利用这一规律，在狮子大宠中走向狮子。驯狮员朝前走时，狮子本能地往后退却，一直退到笼子边上，当它无路可退时，就转过身来，本能地吼叫着跑向驯狮员。它总是固定不变地直线前进，驯狮员当然熟诸此道，他不失时机地把平台放在自己和狮子之间。直线前进的狮子爬上平台，想抓到驯狮负。在这紧要关头，驯狮员飞快后退，跳出了危险区域，狮子也就不再前进了。
目睹了这一精彩表演的观众，按他们内心的愿望和想象来理解驯兽员手里拿着的手枪、鞭子和椅子。他们认为他是在与走投无络的凶猛野兽较量。这是全部情景的非语言交际。在体态语言中，驯兽员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此处的体态语言骗了人。
实际上，狮子与驯兽员之间的对话是这样进行的一一狮子：“退到我的领土外面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驯兽员“我已经不在你的领土之内了。”狮子：“那好。我也就不再向你进攻。我在这儿停下。”
至于“这儿”到底在哪儿，这没多大关系，驯兽员控制着局势，所以，“这儿”就是狮子的平台上面。
同样，舞台上的政治家和演员的远公共距离就包含了许多体态语言的声明，它们是用来感动观众的，但不一定要告诉观众真相。
正是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难于说出真相，或者，反过来说，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极容易用身体的动作来说谎。演员们精于此道，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利用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来创造出种种幻想。
在电视屏幕上，也象在电影中一样，远景和特写的结合也要求有另一类体态语言。特写镜头中眼睑或眉毛的运动，以及嘴唇的颜动，都能传达出与远景拍摄中大幅度的手臂动作甚至全身动作一样多的信息。
在特写镜头中，大幅度的动作常常是失败的。这可能就是电视演员和电影演员极难适应舞台表演的原因之一。
舞台上通常要求用一种僵硬的、程式化的方式来表演，因为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就是那么一点远，而且固定不变。今天，与整个这一套表演艺术相对抗，出现了一些力图取消演员与剧场之间的公共距离的戏剧成分。
演员们或者走下舞台，到观众中去，或者邀请观众到舞台上来，与他们共同表演。在这些情况下，戏剧必然是没有什么情节结构的，因为你没法保证观众一定会按你的愿望来作出相应的举动，因此，这种戏剧就越发变得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情节，只不过有一个中心思想罢了。
在这些场合中，对演员来说，体态语言也变成了一种很难驾驭的工具，一方面他得抛弃他使用过的许多象征性的动作，因为它们在这些近距离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论他多么道地的按他所扮演的角色来“生活”，他都无法依靠自然的体态语言来表现他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情感。这样，他就必须创造出一套新的象征符号和程式化的身体动作，它们还要能够便观众受骗上当才行。
这种近景说谎会不会比站在舞台幕加的远景说谎更有效些？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使舞台幕前动作或传统舞台动作日臻完善。舞台动作中也包含了一种文化附件，例如，日本的歌舞剧就含有它自己的极完备的象征动作，这些动作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因此，其中有一半对西方观众不起作用。
不同文化对空间的处理方式
不过，能够超越文化界限的体态语言还是有的。在查利·卓别林（Charli Chaplin）的无声电影中，他的小流浪者形象的体态动作就非常具备普遍性，足以使几乎所有文化的观众开怀大笑，包括单纯自然的非洲文化在内。当然，在所有的体态语言中，文化仍是一个主导因素，对于身体范围来说，尤其如此。霍尔博士探讨了体距学跨文化的本质，例如，在日本，挤在一起是热烈而又使人愉快的亲密状态的象征。霍尔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日本人是喜欢挤在一起的。
写过《日本见闻》一书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了下面这个事实：日语中没有“独处”这样一个词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独处”这一概念，对日本人来说，独处存在于家中，因为他把这一片地方视为自己所有，憎恶他人的侵入，他与他人挤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并不否认他也需要一个生活空间。
霍尔博士把这看作日本人的空间观念的反映。他认为，西方人把空间看作物体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空间即空。日本人把空间的形态和按排视为一种实在意义。这一点，不只是在他们栽花养草和艺术表现中显而易见，而且在他们的医院布置中也很明显，一寸一方的空间协调地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整合的体系。
和日本人一样，阿拉伯人也喜欢互相挨得近些。但是，尽管在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互相挤在一块儿，而在非公开的场合，在他们自己的屋里，阿拉伯人拥有的个人空间就大多了。只要条件许可，阿拉伯人的居家总是大而空的。但全家人却集体居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各个小房间之间总是避免用墙隔开，因为，尽管阿拉伯人也希望有空间，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不喜欢独处，即使在宽敞的家里，他们仍然要挤作一团。
阿拉伯人的挤拥和日本人的亲近，二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阿拉伯人喜欢触摸他的伙伴，感受他的体热，闻他的气味，在他们那里，嫌弃朋友身上的气味是一件使人感到羞耻的事。
日本人在其亲近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礼节，一种冷淡的态度。他们也设法接触对方，但没越出严格的界限。阿拉伯人可不顾这些，他们把这些界限置诸脑后。
阿拉伯世界的亲近状态中有一种强求和共享．这是美国人最感讨厌的。美国人认为在公共场所中有诸多界限，当他排队等候时，他认为他所在的位置是不可侵犯的。但阿拉伯人在公共场所中却没有什么私人权利之类的概念。虽然众人已经排好了长队，但只要他挤得进去，他会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这么干。
日本人缺乏独处权利这样一个词语，表明了日本人对其他人的态度，阿拉伯人也缺乏强求这样一个词，同样也表明了他们对身体的态度。对美国人来说，身体是神圣的．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对身体的侵犯无关紧要，要知道，阿拉伯人认为在公共场合下推挤甚至掐捏妇女也算不得一回事儿。然而，用侮辱手段来亵渎自我，可就事关重大了。
霍尔指出，不管阿拉伯人希望与朋友靠得多么近，但他们有时也需要独处，要想独处，他只需断绝交际的线路。他退出交际圈，这一撤退是受到伙伴们尊重的。在体态语言中。他的撤退便被理解为“我想清静一下。虽然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相处并生活在一起，但我现在需要退到我的壳子里面躲起来”。
假如让美国人来体会一下这种撤退的话，他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无礼之举。在他的体态语言中，这一撤退会被理为“冷遇”。并且还会进一步被理解为欺人之举，
当两个阿拉伯人交谈时，他们咄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