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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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机，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因为不备于平时，一旦事临，实有不知所措的。”因此他呼吁文学改革，读有用的书，培养实力来改造社会，“而且能够利用我前面所说的三件——团结、毅力、牺牲。那么即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改造于今日，总也不会使其爆碎，而自由和幸福不怕得不着了”！　
　　这是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陈腐、保守的台湾旧文坛发起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也是新文人对旧文人第一次公开的宣战。在张我军发表该文之前，其实已经有多篇文章对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及走向进行了讨论，或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发展情况，或提倡语文改革，如上文提到的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黄朝琴《汉文改革论》、许乃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等等。但是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正面思考、探索新文学的诸多问题，而对于原本作为台湾文坛主流的旧文学，则多持回避态度，并未作进一步的批判。直至张我军这封信的公开发表，才开始有对旧诗人与时代严重脱节、阻碍社会发展这一现象的批判。因此，台湾文坛自张我军始，才真正挑起同旧文学公开对阵的战幕。在这一点上，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与祖国大陆文学革命发难之作——胡适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同样特殊的历史意义。继张我军之后，张梗发表了《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连载于1924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台湾民报》2卷17号至2卷23号。该文针对台湾当时小说界的现状而发，在鼓励青年要有独创勇气的同时，还指斥了台湾旧诗坛颇为相似的弊端。11月1日，前非的《台湾民报怎样不用文言文呢？》刊于《台湾民报》2卷22号。作者根据自己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的切身经验，指出白话文较文言文的优越之处；并阐述了提倡新文学实与革新思想、启蒙民众有极密切关联的思想。　
　　有了张梗与前非的积极响应，张我军更加大了对旧文学的抨击力度。1924年9月，他又写下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1月21日《台湾民报》2卷24号，署名“一郎”。这篇文章直接而尖锐地抨击旧文学，对当时乌烟瘴气的台湾文坛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所谓的“台湾旧文学”，是由祖国大陆的中原文化移植而来。它播种于明末太仆寺卿沈光文赴台，借由流寓赴台的文人引入，后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至清末，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将汉文学根植入台湾文人的教育中，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也达到了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不过，当时“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剧等不曾看见”，惟一大盛的是汉诗，因此台湾旧文学就以汉诗为代表。到了日治初期，为保存民族文化、表彰民族精神，文人相率结社，提倡诗学，以诗自诲，并开展汉学运动，致使诗社蜂起，盛况空前，占据台湾文学的主流地位，一度成为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其诗钟之会促使台湾诗人“养成”和“磨练”汉文学的“趣味”和“表现的功夫”，具有抵御异族同化的文化上的反抗意义。所以击钵吟击钵吟，原意指敲着钵即兴吟诗，后演变为一种出题限时作诗的游戏。题目或咏物或咏史或咏事，限钟点交卷，选定两人为左右宗师，即评判者，誊录的人将每人诗作抄两份交给左右宗师，选出元、眼、花、胪四名作为一等奖，翰六名作为二等奖，录十名作为三等奖，各有轻重奖品，其他没选中的则不取也不奖。在台湾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是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和影响的。但是，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旧诗人们结社联吟，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抵抗了日语的传布；却也逐渐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总督本人也经常参与吟诗盛会，因此在日本统治者有意收揽怀柔、奖励风雅政策的鼓吹下，诗人联吟会盛极一时，酬唱之诗风靡全省，击钵吟更是大行其道。一般的旧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八股之言的拼凑和旧诗词的赏玩之中，不少文人逐渐沦为从事文字游戏的“诗匠”，有些更堕为“诗棍”，他们成群结队，自称“诗翁”、“诗伯”，打着“以诗会友”的幌子，利用诗社的名义，到处招摇，干着混吃混喝的勾当，以二十八字换取一席酒食，台湾民众讽之为“游食队”。更有失去民族节操者，已经被日本殖民政府所卵翼，厚颜无耻地对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旧文学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气节和高雅，逐渐走向颓败。　
　　20世纪20年代初，台湾的旧诗人们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台中的《台湾新闻》和台南的《台南新报》汉文栏为阵地，每天大量发表击钵吟与应酬诗。这些诗多是迎合日本殖民者表现“皇道乐土”、麻痹台湾人民意愿的作品，缺乏抗争的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内容无非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搞得台湾文坛乌烟瘴气。在当时，不批判这种风靡全台的“击钵吟”，就不能建设台湾的新文学。所以，张我军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的开篇就痛斥了这种状况：　
　　　
　　这几年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试看各地诗会之多，诗翁、诗伯也到处皆是，一般人对于文学也兴致勃勃。这实在是可羡可喜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应能从此看出许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时机，弄出几个天才来为我们的文学界争光，也是应该的。如此才不负这种盛况，方不负我们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学史也许能借此留下一点光明。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作诗的尽管作，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接着，张我军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日本、祖国大陆的文学革新运动，呼吁台湾文坛能借鉴大陆和日本文学革命的经验，“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又对“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台湾文学界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　
　　…………　
　　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了啊！　
　　　
　　在文章中，张我军还抨击了旧诗人的三种恶习：第一，“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第二，“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文典雅。”“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实在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第三是使青年“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扼杀了活泼的生气。“他们以为作诗易于得名（其实这算什么名），又不费气力（其实诗是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作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作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于是不顾死活，只管闹作诗（其实是胡闹）。他们腹内半部唐诗合解也没有，只管搜尽枯肠，一味地吐，几乎把肠肚都吐出来。用尽心血，耗尽宝贵的光阴，其结果博得一个不知是好名还是臭名。几年之间，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却满腹牢骚，满口书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书剑漂零’。”作者气愤地说：“文学的殿堂，一定是不容这班人踏入的啊！”　
　　对此，他热诚地呼吁：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快来协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罢！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等我们去住啊！　
　　　
　　为了引导青年进入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还向“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敬告”“二事”：　
　　　
　　1。　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　
　　2。　多读中外的好的文学作品（诗、剧曲、小说等）。　
　　前者可以明白文学是什么，方不走入与文学不相关之途。知道文学的趋势，方不死守僵尸而不知改革。　
　　后者可以养成丰富的思想，而磨练表现的手段。　
　　表现在文学中虽不能算是最重要的，但你虽有很热烈的情感，很富裕的思想，要表现出来，倘若不会表现，或表现不老练，亦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　
　　　
　　张我军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要求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对旧文人嬉笑怒骂、贬抑奚落。其风格类似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与封建守旧文人论战的文章。对旧文学的批判当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因为要彻底推翻或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文坛秩序，用新文学来取代旧文学，不采取绝对甚至偏激的方式或态度是很难奏效的。这与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情况相似。当时的先驱们高呼“打倒孔家店”；把“桐城派”和“文选派”轻蔑地称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把传统旧戏称为“百兽率舞”，是野蛮民族的遗风，是毫无价值的“遗形物”；甚至提出“废除汉字”。这些现在看来激烈甚至极端的口号或做法，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新思想、新文学要使旧文坛正视自己的存在，回应自己的挑战的一种手段。为了让旧文坛回应自己的挑战，新文学阵营还苦心安排钱玄同和刘半农上演了一出“新旧文学论战”的双簧戏。台湾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文坛名宿们来说，张我军要想在台湾当时的文学界鼓吹新文学，也只能采取强硬的挑战的姿态。他的这两篇言辞激烈的提倡新文学的文章，无异于发向旧文坛的战斗檄文和挑战书，迫使那班旧文人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只能出来应战了。　
　　最先代表旧文坛站出来对张我军的挑战做出回应的是台湾的文坛盟主连雅堂。连雅堂，即连横（1878—1936），字天纵，又字武公，号雅堂，又号慕陶、剑花。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原籍福建，先世于明亡之后，移居台湾台南，遂为台南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诗人、诗评家、语言学家，著有《台湾语典》、《台语考释》、《台湾诗乘》、《大陆游记》、《大陆诗草》等。最著名的著作是《台湾通史》。欧洲汉学家加斯巴尔登（E。Gaspardone）称此书“为世所欢迎”。1897年曾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2年至1914年间他游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北京、张家口、武昌、汉阳、营口、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中的散文和诗歌，即他这三年间在大陆游历的收获。连横无疑是台湾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