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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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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第1版,第15页。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精致层面——思想、道德、伦理、哲学等——的凝聚,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把握、表现。它在精神的王国里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使人类得到精神皈依的启示,找到心灵的家园。 
  “家园”综合了家与故乡的双重含义。家是人所不能缺少的,故乡则是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没有家,人就失去了归依,没有寄托,终生飘零、孤独、寂寞,家是人委屈、彷徨、伤怀时惟一的避风港,是受惊吓时能够想到的地方,所以,人历经万险、受尽艰难,总想“有个家”。故乡则是人童年的摇篮,是亲情的发祥地,充满着父母亲友的抚育和关爱,因此,不论身在何方,魂牵梦绕的都是故乡的情、故乡的魂。无论一个人声名显赫也好,潦倒落魄也罢,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可能现实中的故乡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在心灵的深处,它却是一首童年的歌谣,是一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充满着甜美与温馨。因此,对于人来说,家园是永恒的诱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梦寐的归宿。 
  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可以超越物质领域的现世界,达到自由的精神所向往、叩问和追寻的彼岸。因此,漂泊已久的浪子,最终还是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呼喊出“我要回来”的渴望。“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运动者,由于在殖民体制下不能获得充分表达言论的自由,因此,文学道路自然就成为抒发心声的途径之一。”同②,第17页。文学可以给人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文人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向度,并以此唤起人们同样刻骨铭心的体会,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因此,在文学的境界里,人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充满着皈依的温馨与实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被迫割让,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家园情结也因此格外鲜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为特征的“台湾文学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铿锵高昂,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渴望祖国的神韵。旧文学虽也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反抗日本统治,但其旧文学封建、守旧的性质,决定了它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远不及新文学的坚决与开阔。但不论怎样,台湾文学中母语的顽强保留,不仅是对日本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抗,更折射出民族文学意识的光芒。日本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汉民族文化,使台湾全面纳入日本的体制当中。面对这种压迫和同化,“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就支持着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与异族的侵吞相抗衡,有力地摧毁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台湾人民忘祖的险恶用心。 
  因此,张我军基于历史情感、爱国情怀和台湾受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王诗琅对此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在日据时代,大家最后的目标还是想和整个中国的文学界结合,如张我军之所以要提倡白话文,就是希望台湾文学要追随大陆的白话文学才不会脱离。茅汉:《黑色青年与台湾文学》,《文季》1卷4期,1983年11月版,第42页。 
   
  张我军的批判旧文学主张新文学,并不是要台湾同胞弃绝汉文,而是希望台湾文学追随世界文学的潮流,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学潮流相结合;并通过新文学运动,使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及思想,最终填平这鸿沟。 
  在张我军看来,台湾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就应当循五四之路发展,以跟上世界文艺思潮。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指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便可以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接着他论述了中国诗体的四次解放,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解放似乎很激烈,但其实是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而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页。在《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一文中再次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文明是自古变迁进化而成的,倘没有变迁进化,如何有今日之文明?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说,人猿同祖。你扬古抑今,情愿守古的人,那么你何不如猿类用四蹄在地上匍行?”张我军:《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4页。此外,张我军提倡新文学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也是文学进化史观的表现。 
  很明显,张我军的文学进化史观,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他曾自言,“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所以“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的创造的”。其“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的思想,实际上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拷贝。但是张我军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发展,他明确地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本质。对文学这一本质意义的积极肯定,说明张我军的文学观已经朦胧地显示出写实主义的倾向。他在阐述文学进化过程时,重点放在对中国诗体四次解放的阐释,这结合了台湾文学的实际,因为台湾的旧文学只有旧诗,而不像大陆有丰富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讲诗的进化过程,对台湾文学更具针对性。 
  此外,张我军用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来证明文学进化论的合理性。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学领域,不失为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结构,事实上文学的过程,要更复杂得多。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以进化论为武器,向旧文学开战,虽然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二、改造台湾语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自语言的改革始,台湾新文学改革也应如此。张我军针对这一问题,撰写《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一文,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 
  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两个要点: 
  1。 白话文学的建设 
  2。 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是张我军提出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具体而言,张我军关于白话文学的建设的意见是: 
  第一,什么是白话文?张我军说:“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在《复郑军我书》一文中,张我军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现在我们称之所谓白话文乃胡适之所谓‘国语的文学’,故不仅仅是北京话才能叫做国语。”所谓“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第二,“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关于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述: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两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读韩愈的《南山》?因为他们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并不认为“凡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他的意思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生《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言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第三,“为什么死文言不能产生活文学呢?”张我军同样采用了胡适的文字来说明: 
   
  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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