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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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要想谋个一官半职，过上轻裘肥马的日子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在日伪占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十分愿意利用名义上是“日本人”的台湾同胞，尤其是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因为他们大多会说中、日两种语言，通晓中、日两国的风俗人情，如果他们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效果会比大陆的汉奸好得多。据洪炎秋先生讲当时的台湾人，在外交方面有出任驻伪满洲国的大使和驻日本的伪总领事的，在内政方面有出任伪省长、伪道尹和许多伪县长、伪局长之类的，在军事方面有出任伪绥靖主任、伪师长、伪副官、伪军校教官的。当时，与张我军有往来的台湾同乡中就有一些人是伪政府的“道尹”、“县长”、“局长”等。但是张我军内心深处有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所以坚决不出任任何官职。他巧妙地拒绝日伪政府为利用他而主动送官上门的人，应付日本人对他的“提醒”。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清晰地记得在沦陷期间身着日本警服，佩戴短剑的日本警官几次到他家去，表面上是去看望张我军，对他十分客气，实际上则是在提醒张我军不要忘了自己是台湾的“日本国民”。张光正曾经亲耳听到张我军在电话中拒绝了日伪的伪“北京市长”管翼贤要他去做伪政府的“教育局长”的要求。这使张我军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政治的巨大压力。因为这种拒绝是危险的，会引起日伪政府的仇视，所以不得不虚与委蛇。张我军坚决不充当日伪的帮凶，坚守民族气节这一底线，与那些落水、附逆的人相比，是令人佩服的。
当然，在那个年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为时局所迫，张我军也不得不和日伪方面的人物甚至是头面人物发生一些往来，但是他把这类活动锁定在教育、文学、日文翻译等方面，而尽量避开政治。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参加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活动，他也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迷失大方向。就是与自己的恩师周作人他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划清了界限。周作人与张我军可谓“交情颇深”，早在张我军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两人就有了接触，作为老师的周作人还介绍张我军发表日文翻译的作品，并且为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作序，后来师生二人也一直有来往。张我军对周作人一直十分尊重，对于周作人的学问一直十分佩服。在谈到翻译问题的时候对周作人十分推崇，建议想要练习日语翻译技巧的人可以拿日文原文和周作人的译文对照着看，因为周作人的译文是很好的范本，对于提高翻译技巧会有很大好处；在学生向他请教谁的译文最可靠时，他也只推荐了周作人一个人的。当自己的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也曾去找周作人想办法，周作人也“以个人资格”介绍他翻译日文名著《黎明之前》，帮助他解决困难。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借发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与周作人划清了界限，他说自己“所求的是周老师，并不是周督办”，“而老人指周作人。也似乎深知我不是找他要官做的……”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6页。婉转巧妙地分清了公与私、学问与政治的界限。张我军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二节 日语教学与文学创作
和北京沦陷之前一样，张我军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还是从事日文日语教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教育与战前的教育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以来，日本就积累了一些殖民统治的经验。他们从台湾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中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因此，他们对传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的中国文化教育系统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比如，天津市沦陷以前，日本侵略者曾经对天津城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持续轰炸，其重点目标就是历史悠久的南开大学。这次轰炸几乎使南开大学变成一片瓦砾场。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上相似。北方的许多学校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几经辗转迁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日本侵略者在大陆的沦陷区实行的教育政策与其在台湾实行的教育政策是一致的，其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针对大陆地区的特殊情况还特别进行反共教育。日伪政府对沦陷区的各类学校的校长和教员进行审查和“培训”，要求他们必须绝对服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政策，向学生灌输亲日反共思想。有关爱国主义的思想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英雄事迹等内容则一律删掉，不准讲授，如果发现教员有违背之处就会冠之以“通匪”、“共党分子”的罪名，加以残酷迫害。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一样，其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日语教育，日本侵略者以此作为其磨灭中华民族意识、加深奴化教育的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他们规定日语是各类学校的必修课，妄图以此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日伪统治下的学校的教师就存在相当的风险，稍有“违反规定”之举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完全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去做，又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所不耻的。沦陷区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下从事工作的，所以他们的教学工作也相应地采取了一定的策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在日伪控制下的学校工作，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反抗的火焰从来就没有熄灭。他们或者消极地执行日伪政策，进行变相的反抗；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吐露心迹，向学生传达爱国思想。
从小就深受殖民之苦的张我军也是怀着这种心态从事教学工作的。只不过他的忧愤比别人更加深广，他不远万里从故乡台湾来到大陆，就是为了摆脱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寻求一条使台湾能够早日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的光明之路。可是现在不但他的理想未能实现，祖国大陆也已经处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下，张我军此时的悲愤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为当时的局势感到深深的焦虑和忧愁，无奈之下他经常在书房里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书写杜甫的《春望》，借此抒发感时忧世之思。但是写完之后又得马上撕掉，因为当时的局势太险恶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先后在日伪控制下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工学院等数所大学任教。但是他从不对学生进行亲日宣传和思想教化，对日本的教育政策进行着消极反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抱着让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的目的，从学术、知识入手对学生进行日文日语教学。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延续着他在北京沦陷以前所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可是现在他的这种想法是不能够公开说明的，只能通过自己的教学工作隐讳地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教学工作还是比较认真的，相信学生是能够理解他这番良苦用心的。张我军对于怀有爱国热情，抵制学习日语的学生从不苛求，甚至给他们很多方便，因为他是理解学生的这种心情的，知道许多学生因为痛恨日本侵略者而不愿学习日语。当时日伪规定大学里日本文学系之外的各系、各专业的必修课中也要有一年或两年日语课，因此学生们对学习日语普遍有抵触情绪。据当时在伪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的宿白先生（后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回忆，当时的学生到处去打探哪位日语教师能够理解学生的这种爱国心，会对学生放宽要求。打探到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张我军和洪炎秋两位先生不仅教学效果好，而且对学生态度好，不苛求学生，并且他们和日本人来往也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学生中大受欢迎。恰好宿白先生第一年的日语教师就是洪炎秋，洪炎秋的教学印证了同学们的话，他果然待人宽厚，决不勉强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日语。到第二年的时候宿白先生就去旁听张我军讲授的日语课，张我军不仅和他的好友洪炎秋一样宽待学生，而且给宿白先生留下了“貌似高古”的印象。他的日语课讲得十分精彩，对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作家的作品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给人以细腻深入的感受。这当然得益于张我军深厚的日文日语根底，也和他立志要在艰难的环境中使学生了解日本文化，进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良苦用心分不开。
张我军不仅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在其他一些小事上也乐于亲近学生，为学生帮忙。1943年下半年，即将毕业的文学院的学生开始筹备编印同学录。据宿白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各个学校编印同学录都要学生自己筹集所需款项，而他本人就被推举为筹备人员之一。在向同学们征集筹款办法的时候，有人提出可以举办一场音乐会，用售票所得的钱编印同学录。他们还提议请当时在北京的台湾籍教授江文也出场，因为江教授在这方面很有名气，有他出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同学们一致通过了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就要宿白等同学去找张我军商量。因为张我军在台湾同乡中交游甚广，与江文也教授很熟悉，可以通过他请江教授出场。于是，宿白和另一位筹备委员就去拜访张我军。张我军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痛快地答应给他们帮忙，并很快把事情办妥了。宿白等人给张我军送去了歌唱会的入场券表示谢意，张我军坚持要付钱给学生，同学们当然不答应，但是最终还是由张我军的妻子罗心乡把钱塞进了学生们的书包里。类似的小事还有许多，给当时处在日伪压迫下的学生们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印象。
对于张我军来说，文学一直是他最乐于从事的活动，在早年他就申明自己是喜欢弄文学的，而且在大学里他学的也是文学，可以说他对文学是情有独钟的。当身处沦陷区的艰难的处境时，他还是愿意用文字来缓解自己抑郁的心情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张我军在沦陷时期最早的文学活动也是从创作旧体诗开始的。1938年，张我军的老朋友陈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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