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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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着自己一贯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思想，抱着让国人了解日本并最终战胜日本的目标，张我军这一时期的实际译介工作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他的译介工作几乎贯穿了整个沦陷时期。同沦陷以前相比，张我军选译日文作品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首先，在这一时期，他选择译介的作品绝大部分集中在文学方面，很少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不涉足有关政治的内容。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译介的作品中社会学方面的和文学方面的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甚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身处在沦陷时期，他有意地回避了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以自己能够做主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其次，在对文学作品的选译方面，他对自己也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虽然，有的时候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维持生活，他也要找一些容易翻译的作品、挣钱较快的作品。但是，基本上还是选译了在国内介绍的比较少的日本文学史上的佳篇名作，保持了一位学者基本的学术道德。
在北平刚刚沦陷的最初几年里，张我军译介的作品比较零散，数量也不是很多。1937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佐藤弘的《黄河之风土的性格》、志贺直哉的小说《母亲的死和新的母亲》以及久松潜一的《日本的风土与文学》。1938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和迁哲郎的《中宫寺的观音》和冈崎义惠的《中世的文学》。1939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家永三郎《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理论的发达》（上）、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谷川彻的《日本语和日本精神》以及青木正儿的《从西湖三塔说到雷峰塔》等译文，还发表了评论《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在这篇评论中，他又一次指出了人们轻视日本文学的错误倾向，中肯地评价了菊池宽的这部文学史著作，也对菊池宽本人的文学成就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他是一个作品颇丰的大作家，但还不能算作是当代日本的大文豪。后来，张我军把这部文学史翻译成了中文，分十八次在《华文大阪每日》7卷1期至8卷9期上连载发表了，对于人们认识日本的文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局势的发展，张我军的生活更加紧张窘迫，他的翻译工作逐渐增多，并相对地集中在对自然主义和白桦派的译介上。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由周作人介绍给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自然主义的大家岛崎藤村的名著《黎明之前》。当时，日本媒体曾经对此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张我军也计划在两年之内把这部名著翻译完，但是由于这部名著翻译起来比较困难，进度较慢，所得稿费不足以补贴家用等原因，张我军并没有把这部书翻译完。这些他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虽然这件事未免使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张我军的严谨的态度，他宁可暂时停止对这部书的翻译，也不愿勉强对付，粗制滥造。并且在停止翻译这部书之后，他还准备研究这部书所描写的江户时期的社会状况，解决当时的官职名称和器具用品名称的问题，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书。虽然这部书的翻译没有能够完成，但张我军并没有停止对岛崎藤村的译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纪念、介绍文章以外，张我军还先后翻译发表了岛崎藤村的小说《常青树》、《秋风之歌》、《凄风》、《分配》、《灯光》等，并为小说《分配》写了译后记，再次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岛崎藤村其人。
对于日本自然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德田秋声，张我军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德田秋声与岛崎藤村一样都有着长达五十年以上的文学生涯，并且与岛崎藤村逝世于同一年。在得到德田秋声逝世的消息后，张我军很快发表了《关于德田秋声》一文，表示悼念，向人们介绍了德田秋声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把他和岛崎藤村做了比较。这两个人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岛崎藤村一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而从自己的内部进行着改变，在创作中表现出新的作风，他的文学生涯一直是“堂皇的”；而德田秋声则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作风，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着自然主义的堡垒，虽然有过红极一时的时候，但终究是不得志的时候多，在冷落中度过一生，有时甚至连生活都会发生困难。但是，张我军却对他表示了知音般的理解，认为：“然而缺少平面的发展的秋声，却有立体的发展，他的作品，一篇比一篇深刻而老练，这也就是他所以能继续五十年纯文艺生活的一个大原因。这种作家，他自己虽然吃亏，从整个文学界来说，却也非常需要。尤其是在空谈主义而朝三暮四的作家占多数的时代，像秋声这样四十年如一日孤垒独守的作家，着实值得我们痛惜他的逝世。”张我军：《关于德田秋声》，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08页。我们不难发现，这既是张我军对德田秋声的纪念，也是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他也难免有“孤垒独守”之感。随后，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德田秋声的小说《勋章》、《洗澡桶》、《悬案》等以示纪念。
对日本的重要文学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及其作品的介绍也是张我军这时的译介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张我军专门写了《武者小路实笃印象记》一文，对武者小路实笃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文章中，他还对日本的白桦派文学发表了独到的看法，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对白桦派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艺术特色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知识面。1944年4月，张我军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长篇小说《黎明》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张我军在书中附录了《〈黎明〉原著者序、译者附记及译者的话》，武者小路实笃的序言是应张我军的请求而写的，由张我军翻译成中文。在序言中，武者小路实笃坦言以往日本从中国学到了许多东西，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的一种，现在他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来，他感到十分光荣，同时，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出了呼唤。张我军也在《译者的话》中再次肯定了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主要代表的白桦派的作品。张我军对武者小路实笃译介“是张我军在宣泄自己的苦闷，以及在找寻解除苦闷的答案”张泉：《张我军与沦陷时期的中日文学关联》，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57页。。张我军是想探究一下一向意志坚定的、执著的武者小路实笃一派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到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当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武者小路实笃表现出了两面性。他既有为日本的侵略战争鼓吹的一面，也有坚持自己的文艺理想的一面。张我军对于武者小路实笃有关日本发动战争的言论是不满的，但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他的不得已之处，于是选择翻译了代表武者小路实笃的真实想法的作品。武者小路实笃也在给张我军的译著写的序言中完全放弃了关于战争的言论，强调了对文化进行交流的一面。
此外，张我军也选译了一批在国内介绍比较少的日本文学史上的佳篇名作。1942年8月20日，张我军与两位好朋友洪炎秋和张深切共同翻译了《日本短篇名作集》，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载有张我军翻译的菊池宽的小说《超于恩仇》。1942年11月2日，日本的著名诗人北原白秋逝世。1943年2月，张我军写了《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把这位“还没有被介绍于我国文学界”的日本“诗坛的巨星”介绍给了人们。他详细介绍了北原白秋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给北原白秋的诗歌创作做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在这一年的7月1日，张我军又翻译发表了北原白秋的诗歌《问》，让人们对于这位诗人的创作有了更具体直观的感受。1944年1月1日，张我军翻译发表了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短篇小说《歧途》。在文后附录的《〈歧途〉译者小引》中，张我军向人们介绍了这位在中国还没有人介绍过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她享年仅二十五岁，却成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第一流作家。张我军热情地向人们推荐了她的小说，并准备继续翻译她的作品。同时，在翻译《歧途》时，张我军大胆地尝试了把原来不好翻译的文言文意译成了白话文。1945年2、3月间，张我军还分别翻译发表了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忘不了的人们》和正宗白鸟的小说《徒劳》，并分别写了“译者附记”，对小说的作者做了简短的介绍。
在沦陷时期，张我军还有一部比较“奇特”的译作问世，那就是分为上下两部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日本童话集》。其中上集于1942年9月出版，下集于1943年10月出版。这部童话集也典型地反映了张我军进行译介活动的一贯宗旨，他要让中国人通过这些作品了解日本文化及日本的国民性，暗含了意味深长的用意。张我军在《〈日本童话集〉编者序及译注例言》中指出童话不仅能给人们学习日语提供正确浅显的辅助读物，而且“一国国民的童话，最能看出那个国民的性格，而由国民的性格可以了解那个国民的人情风俗习惯；不但为研究一国的文化，这是必须走的第一步，即仅为学习一国的语言文字，也非借此无由澈底”。张我军：《〈日本童话集〉编者序及译注例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21页。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张我军的良苦用心。
纵观张我军在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他排除了外在的社会、时代环境的不良影响，自由地驰骋在文学译介的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实现了不正常年代里正常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四节 社会活动与文学交流
谈到张我军的社会活动与文学交流，不可回避的就是张我军曾经于1942年11月和1943年8月两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为后来对张我军的评价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或说是伤害。甚至有人因此把张我军视为汉奸、落水作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张我军还是坚持了民族气节的。这里我们不回避这一问题，也不是去刻意美化张我军，只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澄清一些事实。
臭名昭著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一手策划和组织安排的，其目的就是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学进行干预和渗透，把中国文学拖入到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去，为其侵略行径服务。在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本国有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文艺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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