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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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回归，整个社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张我军也很快结束了教学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派遣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9月间，旅居北平的台湾同胞组织了“北平台湾同乡会”，主要负责把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征用到华北的三千多名台湾同胞遣返回故乡。这些台湾同胞急于返回故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返乡之举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同乡会的工作是十分辛苦和重要的。张我军的好友洪炎秋被推举为会长，张我军也被推举为同乡会的委员并担任会中的一名服务队长，竭尽全力为台湾同胞顺利返乡做了许多工作。此外，张我军还应第十一战区的接收人员的要求，为接收人员接收敌伪机关充当翻译和助手，为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前一章说过，张我军曾经答应了张光正代表共产党向他发出的到晋察冀根据地参观考察的邀请。当时，他前往根据地参观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但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挺进到了北平的郊区，张我军的学生甄华也在这支部队里，并担任了领导干部。于是，原本计划的参观根据地的安排就临时改为到这支部队去同甄华见面。1945年11月9日早上，张光正陪同父亲来到西单路口，指给父亲引导他去南安鹤村八路军驻地的交通员，要父亲跟在交通员的背后，并叮嘱父亲路上小心。然后他站在路边目送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永别。不久张光正随清河军校开赴保定，一年后又撤回根据地，父子二人以后无缘再相见。这在张光正心里留下了难以言说的感伤和遗憾。有关张我军与甄华见面的具体情况，在当时并没有人了解。多年以后，在甄华致张光正的一封信中曾经有所披露：“我出国留学之后，到日本投降以前，再没有和你父亲接触，但我总是想念他。日本投降以后，我和王乃天同志有一段时间住在（北平）西郊南安鹤村，我打问到他还在北京，故请他出来谈话。首先感谢过去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又向他了解离别后的变化情况；另外，我对他的爱国热情加以鼓励；并向他谈了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我还劝他继续留在北平做些对党有益的工作，他当时表示同意。关于回台湾的问题，他也向我提出过，我表示他留平与回台湾问题，由他自己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当时你父亲很兴奋，本来还想再见面，由于美空运国民党军队进驻北平，封锁日益加强，联系困难，我们逐步后撤，联系中断。”甄华：《甄华致何标涵》，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0—41页。这段珍贵的回忆真实地展现了张我军对于光明进步的新社会的追求。可惜的是，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张我军失去了与甄华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台湾回归祖国，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祖国和家乡台湾的富强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张我军多年的夙愿和追求。正像他自己说的：“台湾的光复，精神方面对于台湾同胞的影响，不消说是大极了。尤其像我这样，离开台湾时就决心不做归计的人，更是感奋无以复加！光复消息一传出，我立刻就改变方针，决计回到台湾，由衷心愿将后半世余生贡献出来，为国家效劳，为桑梓服务。因为台湾能够光复，我一生之愿已偿，尚复何求呢？”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0—431页。台湾光复，似乎他一展雄才，实现抱负的时机已经来临。所以当时他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形势却把他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日本人对台湾人的长期的殖民教育和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使得极少数的台湾人丧失了民族气节，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人的走狗。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在大陆的台湾人看成“二鬼子”，产生了歧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对这种不正确的歧视的情绪进行正面的疏导，也没有对被日本强行割离长达五十年之久重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台湾骨肉同胞进行抚慰，反而发布了一则令台湾同胞极为心寒的“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宣称：“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业经行政院核定公布：（一）凡属朝鲜及台湾之公产均收归国有。（二）凡属朝鲜及台湾人之私产由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接收保管及运用。朝鲜或台湾人凡能提出确实凭证并未担任日军特工工作或凭借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者，经确实证明后，其私产呈报行政院核定予以发还。”张我军：《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31页。这则由国民政府公开发布的公告，把大多数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混同于极少数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把他们视为日军特工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的嫌疑犯，这使这些台湾同胞感到“是一种极大的，无法容忍的侮辱”。在此情况下，张我军为台湾同胞仗义执言，他以“伍军”的笔名在北平台湾同乡会创办的机关刊物《新台湾》创刊号上发表了《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这是他在日本投降后直至在台北逝世十年间极为罕见的一篇政论文章。文章首先指出：“明末清初和满清抗战到最后的同胞是台湾人，清末抗拒清廷的割让命令，组织共和国单独和日寇抗战的是台湾人。五十年来被压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和日本明争暗斗的，也是台湾人。台湾同胞可以说是最富于民族意识的汉族子孙，皇帝嫡裔……凡我同胞，对于在敌寇践踏下挣扎了五十年之久，好容易回到祖国怀抱的台胞，应该如何加以抚慰呀！”然而，台胞不但没有得到抚慰反而受到了有失公正的对待，使他们“日日过着危惧不安的生活”。文章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概括出两大要点：“第一，行政院认定台人是敌或伪，所以将他们的私产视同伪产。第二，行政院认定台人都有‘担任日军特务工作’等等‘罪行’嫌疑，所以视台人私产为敌伪产业，所以令其提出反证，核定之后才‘予以发还’。”接下来，文章批评这个处理办法“所谓公产与私产的界限未曾予以明定”；其“适用范围没有明白的规定”。质疑“台湾在已经复归我国版图的今日，予台胞以与敌人同样甚或更加苛酷的待遇，是具何心肠？”指出其可能造成“致使祖国同胞对台胞歧视甚至侮视，而在祖国与台省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影响全国统一”等的严重后果。最后指出“为处罚一部分不良台胞而使全体台胞受这样大的损失，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切盼当局收回成命改订办法”。此文有感而发，出自肺腑，情理并盛，义正词严。可谓一篇有理、有情、有节的政论文。张我军等台胞经过两个多月的抗争，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中的错误进行了明令改正。
1946年年初，久已赋闲的张我军离开北平，来到上海与人合作经商。但张我军的兴趣在文学、翻译和教学上，经商则非其所长。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内战一触即发。所以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张我军决定回台湾故乡谋求发展。于是他只身先期返回了台湾。这年6月，除了已经前往革命根据地的长子张光正以外，他的家人也先后从北平迁到台湾，一家人在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重新团聚。而他们在北平手帕胡同的故居则借给了两位台湾同乡（一位姓杨的先生和一位姓蓝的太太）居住，并把家中不宜带走的家具物品送给了他们。口头约定让他们按月接济住在湖北会馆的张我军的岳母罗梅氏并帮忙代为照管存放在这里的张我军的大量的藏书和手稿。遗憾的是，两位台湾同乡并没有践行这个约定。不但张我军的藏书和手稿散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他们也没有接济过罗梅氏。解放后，留在大陆的张我军的大儿子张光正担负起了照顾外婆的任务。
虽然张我军在北京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日文教授和翻译家，但回到台湾，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1946年7月1日他出任由游弥坚任理事长的台湾省教育会台中书局编纂组主任。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正在全力应付大陆的动荡局势，无暇顾及台湾。其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都天高皇帝远，贪污腐败，任意横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我军无意再在省教育会机关任职，暂时寄居在台中师范学校校长洪炎秋的家里。洪炎秋是台湾彰化鹿港人，1923年由台湾来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1929年6月自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北平各大学任教，并在战前开办了人人书店，专门出版语言教学书籍。台湾光复后任台中师范学校校长、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大学教授、立法委员等职。张我军与洪炎秋在北京时就成了莫逆之交，张我军编的《日语基础读本》、《高级日文自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及《标准日文自修讲座》等书及所编杂志《日文与日语》都是洪炎秋的人人书店出版的。张我军初回台湾，工作无着，居无定所。作为老朋友，洪炎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请他住到自己家中，显示出他们之间真挚的朋友情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对刚从日本殖民者铁蹄下挣扎出来的台湾人民不知抚慰，而是残酷地欺压和掠夺。终于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暴运动，事件遍及台北、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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