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生活习俗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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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美国看，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
在19世纪末，美国人离婚与结婚的比例是1：16，进入20世纪以来，
婚姻破裂的比例不断上升，到了50年代末上升到1：4，到了1978年已经上
升到1：2，这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对登记的婚姻里，就有一对离婚的，这里
还不包括遗弃和分居的。据1985年6月3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统
计资料表明，1984年每百位美国男子中，有单身者30人，丧偶者2人，离
婚者6人，从绝对数来看，美国离了婚的男人有490万人，这个数字比1940
年增加了七倍多。
在美国从一而终的婚姻变得越来越少，据1978年的统计，美国初次结
婚的男女以离异告终的占30％，但这些离婚男女中有3/4又再婚，可是，这
些再婚者中又有44％再离婚，这种结婚——离婚——再婚——再离——的模
式甚至在美国人的一生中形成很多次。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曾把这种新
的婚姻模式称为“系列式复婚制”模式，即人们的一生中可以有一个又一个
的配偶，尽管一次只能有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同所有的人结婚。①
离婚使婚姻家庭破裂，往往衍生出单亲家庭。这种家庭或缺父或少母，
受害最大的是孩子。美国的单亲家庭在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增加。据1982
年统计，美国有3500万人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占全国人口15。4％的家庭是
“不完全的”。这些家庭的户主3/4是妇女，也就是说，多数单亲家庭是由
① 见《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陈光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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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离了婚的妇女带着未成年的儿女组成的。 离婚后的美国人或再婚或同居不
婚或成为单亲家庭与年幼儿女同住，这三种出路并存。总的说来，美国人的
婚姻现状是，婚姻破裂的现象极为普遍；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结婚）有逐渐
被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同居）取代的趋势；较年轻的一代对结婚更持有怀疑
态度。尽管离婚仍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但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大部分美国
人认为，一旦夫妻双方相处不下去，还是尽早分手的好。这种观念上的变化
使得昔日离婚时的打闹哭啼变成了友好平静分手，甚至在分手的那天到夫妇
当初相识的餐馆或专为离婚夫妇开设的餐馆吃一顿离婚饭，追忆两人过去共
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互祝对方来日生活得更幸福，然后人走席散，昔日的夫
妇各奔东西。这一类离婚，大抵在事后双方都毫不怨恨对方，有的甚至仍保
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在一些欧亚大陆的发达城市中出现了专为此而设有离
婚餐馆的出现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3）亚洲
在亚洲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集中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民族。由于历史
政治宗教等原因，各国各民族人民相互影响，形成了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
婚俗文化，世界历史上的各种婚姻习俗，都可以在当代亚洲找到其踪迹。
择偶恋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是多少年来亚洲各国各民族青年
命里注定的择偶方式，对于女青年来说，“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以及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是不容更改的准则，但随着二战后出生的这代人
的成长，由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左右这代青年
人。
对包办、买卖婚姻改革图新的主要力量来自政府和青年本人两个方面。
以中国为例，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1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婚姻法，也是明确废除几千年来封
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第一部人民的婚姻法，从此，新中国才真正有了男女平
等、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保障。在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男女青年在工作
和劳动中彼此了解，只要情投意合，便可结成夫妻。日本虽说是个岛国，但
它的婚俗文化是与亚洲大陆同种同源的，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的婚嫁礼仪皆有
“唐风”。由于实行长子继承权制，在二战前仍有大部分人在结婚时首先考
虑的是是否符合家的利益。但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开始通过如痴如醉
的浪漫恋爱来寻求自己婚姻的幸福。70年代后，包办婚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
观，据当时日本厚生省1973年的调查表明，全国有62。8％的人是自由恋爱
结婚的，其中大城市为66。9％，一般城市为63。6％；而农村为54。9％。①
这也就是说，即使是低于全国平均百分比的农村，其自由恋爱婚姻也要高于
包办婚姻了。1979年总理府关于婚姻意识的调查结果则证明了青年们婚姻观
② 见美国《旧金山纪事报》，1982 年11 月19 日。
① 资料来源：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报告书之三《家庭基础的充实》，1980 年日文版第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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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这一变化：在男青年中，只有5。3％的人在择偶时非常重视父母的意见。
②无论是中国的破除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法律保障，还是日本的以个人为本
位的婚姻观，取代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婚姻观的变化，都不是一挥而就的，
在50—60年代中国青年真正通过自由恋爱结姻缘的还是少数，而大多数人
还是由单位组织或介绍人出面介绍相识相恋的，在这种“介绍婚姻”的方式
中，无论是对象双方，还是介绍人考虑的择偶条件，除了品貌般配以外，最
重要的便是政治条件，这种政治联姻使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一
度成为人们首选的择偶标准，而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成婚就非常困
难，在农村中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把这种畸型的政治联姻推向了极端。而进入到开放改革的80年代，收入或
财产多少或有没有海外关系又成了择偶的首选标准，此外，带有商业性的婚
姻介绍所，电视、电脑红娘相继出现，报纸、杂志的广告更成为男女青年相
识相恋的媒介，而大众娱乐方式和场所的增加也为独身者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创造了相识机会。
日本在择偶方式方面则融汇了东西方婚俗文化，成为东西合壁的典型民
族。日本社会除了像“媒人联合会”这样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使之成婚的婚
姻介绍所的形式外，其传统的沐浴约会也成为当代日本未婚青年交谊的最佳
方式，这种约会方式，源于日本传统的“男女同浴”，属于团体活动的一种。
顾客可以穿着泳衣入池，男女各据一方，但不许有暧昧的举动。男女池中间
用隔板打开，双方可以仔细打量对方的真实面目，对方的身材等，还可以在
具有浮力的桌上玩牌、饮酒或闲话家常，喜欢不喜欢可即刻定音。
东南亚地区也由过去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发展到二战后的自由择偶，如
缅甸现在有一句俗语：“女人的模样，男人的知识”，就充分体现了当代缅
甸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新加坡的男青年除了“秀外慧中”的要求外，还希
望女方是独立干练的女性，如果有较好的学历及职业更佳；女青年则要求男
方有较好的学历和职业，或者家庭较富有。西亚地区大部分国家传承着传统
的婚姻习俗，婚事由父母包办。目前南亚地区有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巴基斯
坦的一些城市也设立了婚姻介绍所，但仅限于为男女青年的父母建立直接联
系，特别是女方家长求助婚姻介绍所的为多，而青年人只有俯首听命，不得
违抗父母之命。
婚礼婚仪 男婚女嫁，天经地义，而婚礼婚仪的操办却大不相同。最为
简朴的婚礼婚仪要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的新事新办了。在50年
代的大中城市里，人们以“革命同志”相称，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并领取结
婚证后，往往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仪式。在男女双方的同事和亲友们出席的
婚礼会上，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接着一对新人向领袖像或国旗行三鞠躬
礼，然后新郎新娘互相行礼，最后，一对新人双双向参加婚礼的来宾鞠躬致
② 资料来源：《日本的婚姻与家庭》，张萍，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0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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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表示感谢。其间，招待来宾与亲友的喜烟和喜糖是必不可少的，给客人
点烟，剥糖块送入嘴中是新娘的职责；由新郎介绍恋爱经过也是婚礼仪式上
的一项重要内容，宾客们口中嚼着新娘送的喜糖，津津有味地听着新郎的“故
事”，分享着一对新人的快乐，一个个脸上喜气洋洋。有条件的地方，在婚
礼仪式结束后，宾客们伴随着留声机放出的音乐轻歌曼舞庆祝一对有情人终
成眷属。这时期的新房多是单位宿舍，家俱也都是公家租给个人使用的，由
于大多数人吃饭在单位食堂，因此房中陈设非常简朴，只是门窗上贴上了大
红“喜”字和亲朋好友送的必要的日常用品。一对50年代初结婚的老夫妻
回忆说，“当初我们就是各自带了被褥放到了一张床上。”这种简朴的婚仪
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无大的变化。
与农村地区不同，在城市，50年代结婚基本上谈不上什么聘礼和嫁妆，
由于当时男女双方社会地位平等，又都从事革命工作，挣有工资，因此认为
应该和封建传统划清界限。但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聘礼的内容统一
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以后，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
放时期的到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老三件”又发展为新三件：“收
录机、照像机和黑白电视机，”到了80年代又变为“彩电、冰箱、洗衣机，”
以及录像机、摄像机、电话、空调等等；家俱亦由“木板床、双屉桌、小方
凳”经历70年代的以大衣柜为主的“十八条腿”、“二十四条腿”，发展
到80年代的“席梦思、组合柜、组合沙发”等等；婚礼后的摆桌设宴、大
吃大喝逐渐冲淡了简单的婚仪内容，到了80年代末，不少人家的婚礼酒席
也在20桌以上，每桌酒席一般都在150元至300元之间，有的大款户举办
婚礼要办40桌到50桌，并请乐队助兴，按4—8人组成的乐队计算，这笔
开支也在千元以上；70年代末迎娶新娘开始使用了现代化交通工具——小轿
车，到了80年代用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且一般都在10辆以上，有的还用
带有公安车牌号的警车开道，新郎新娘乘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