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写作·恋爱·生活-司汤达和红与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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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勒诺布尔神学院，有个青年学生叫安托万·贝尔德。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个掌马匠。他身体瘦弱但却聪明灵秀。布朗格村的一位本堂神父很喜欢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他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在神父的帮助下，贝尔德于1818年进入了格勒诺布尔的小修院。1822年，他得了一场重病，被迫中断学业，本堂神父就把他介绍给米肖先生——一位富有的律师家当家庭教师。这个涉世未深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进入这个家庭后，被三十六岁的女主人、美貌的米肖夫人所吸引，这对年龄相差十六岁的男女很快成了热恋的情人。对于二十岁的贝尔德来说这也许是初恋，但这次“第三者插足”式有恋情，却使他付出了过于昂贵的代价，以致断送了整个一生。
贝尔德和米肖夫人通奸的事终于被米肖先生察觉了。他遭到了辞退，只好进入小修院继续完成学业。后来，贝尔德又进入格勒诺布尔神学院学习。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院长得知他在米肖先生家的那件伤风败俗的事，认为他的行为太象恶魔，不配从事神职，并坚决地令其退学。贝尔德父亲得知此事，一气之下将他乱棍打出，他从此有家难回。
几经周折，贝尔德又被介绍到一位颇有地位的德·科尔东先生家里去担任家庭教师。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诱惑了科尔东的女儿，并遭到了与前次同样的噩运。
贝尔德一直深爱着米肖夫人。他从未间断过给米肖夫人寄送痴心的情书，并且还幻想着再次回到米肖家里当家庭教师，可是米肖家的大门早已对他关闭了，家庭教师也已另有其人。一种对前途的绝望和强烈的嫉妒情感长时间地折磨着这个到处碰壁的年轻人。渐渐地，他给米肖夫人的情书中就充斥了怨恨、责骂甚至恐吓的词句。他认为他所有的不幸，都是米肖夫人造成的，米肖夫人曾经面对耶稣圣像信誓旦旦，表示永远爱他，如今却无情地背叛了他。他提出要和米肖的现任家庭教师决斗，并威胁说如果米肖夫妇不设法改变他的命运，他将和米肖夫人同归于尽。也许是米肖夫妇害怕贝尔德真的干出可怕的事情，也许是他们对年轻人的生活处境仍有侧隐之心，总之他们也曾竭力帮助贝尔德录找合适的职业，但由于贝尔德“品行”的关系，一切奔波都无济于事。
悲剧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失去理智的贝尔德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带着两把手枪来到教堂，在离米肖夫人平时坐的长椅不远的地方等待着。米肖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做弥散。就在神父发圣餐的时刻，人们听到两声清脆的枪响，米肖夫人和贝尔德几乎同时倒在血泊之中。贝尔德自杀未遂，被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度，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二十五岁的年轻生命。
在这本书里介绍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项额外的工作，但我们如果把它与《红与黑》结合起来看，很容易发现这个故事的梗概，已构成了《红与黑》情节的骨架。还不止这些。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常见的通奸、嫉妒而导致的情杀案件，经过司汤达的手笔，描绘的是一幅多么广阔的社会画面，包含了多少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刻画了多么具有个性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对我们理解和欣赏作品显然是有帮助的。
《红与黑》写作于1829年，出版于1830年11月。在创作过程中，司汤达一直把主人公于连的名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直到付印前夕，作家灵机一动，将《于连》改成了《红与黑》。在一位叫马修·约瑟夫森的美国人写的《司汤达传》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在1829年春天后的一年里，司汤达的忠诚的影子高隆常在他的桌上看到一本宽大的手稿合订本，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写着“于连”。关于这本新书，司汤达并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但在1830年的一天早晨，他象是自言自语似地对高隆嚷道： ‘我们叫它《红与黑》怎么样？’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笔者总感到司汤达在一天早晨“灵机一动”改了书名的说法并不准确。这部作品，是司汤达呕心沥血的一部杰作，所以在书名的确定上也不会草率，但在创作中他全神贯注，无暇对书名进行最终定夺。本来，此书取名《于连》也未尝不可，以人物姓名作为书名，也是司汤达的个人趣向。他的好几个作品都是如此，如《阿尔芒斯》、《法尼娜·法尼尼》、《吕西安·娄凡》和《拉米埃尔》等等。但这一次，他只是让“于连”在他创作时临时“值班”，他最后一反常态，选择了《红与黑》这样一个抽象的书名，必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司汤达本人对《红与黑》这部作品也是极为重视的。
那么，司汤达采用“红与黑”作书名，用心何在呢，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研究《红与黑》的学者们的必答题。当然，答案也是众说纷云。有的认为“红”象征着拿破仑士兵的军服，“黑”象征着牧师的长袍；也有人认为，“红”是法国大革命红旗的颜色，“黑”是波旁王朝黑暗统治的象征；还有人认为，“红”象征于连的反抗力量，“黑”象征着他幻想的破灭；甚至还有人把“红”与“黑”解释为赌盘上鉴别输赢的标志，以此来暗示于连生活道路的沉与浮。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起码大家都认为“红”与“黑”包含着某种社会政治内容，与于连的命运相关。但笔者却感到，既然《红与黑》是一个象征性的书名，就不必解释得那么具体。正象著名学者张英伦先生所说，具体地指定“红”代表红色军装、“黑”代表教士黑袍，显然不能成立。整本《红与黑》写到军队处只出现过拿破仑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而绝无红色军装出现。拿破仑的部将极少有穿红色军装的。至于教士黑袍，那不是于连追求的目标，他羡慕的是年薪二、三十万法朗有红衣主教。至于“红旗”、“赌盘”一类的说法都过于具体，失之牵强。“红”与“黑”代表着一对矛盾，即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红、白、黑“时代三元色”的说法。红色是指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斗争力量，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白色体现了波旁王朝旗帜上百合花的颜色，代表着封建政权、复辟势力，当时有张官方报纸就叫《白旗报》；黑色显然就是指的教会势力。司汤达运用红色与黑色的象征手法应该说源出于此。不过司汤达并没有简单地套用三元色的说法。他历来认为红色和黑色是一对矛盾，代表着两种政治信念、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斗争。封建势力和以耶稣会、修道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是一丘之貉，它们共同构成了黑暗的统治。这就是《红与黑》这个书名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顺便提一句，《红与黑》这部书原来还有个副标题，叫“十九世纪纪事”清楚地表明了这本书的社会政治小说的性质。后来这本书再版时，副标题变成了“一八三○年纪事”，此后就一直延用下来了。
那么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红与黑》描写的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生活，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红色何以与黑色抗衡？其实这正是司汤达的匠心所在。虽然路易十八依靠神圣同盟的力量卷土重来，但革命的力量和共中思想并没有随着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而成为过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留下的烙印无法消除。路易十八在1814年颁布的宪章中，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法典，认可了大革命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私有制关系。在权力分配上，国王执掌最高行政权，议会则有部分立法权，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能够进入议会。正因为波旁王朝是在大革命清扫过的社会基地上复辟的，它本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瓦解，只能在联军的长期占领下仰人鼻息，看着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眼色行事，所以在法国国民中，它显得十分孤立。在法国社会中，崇拜拿破仑，怀念拿破仑的还大有人在。于连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他以自已特有的方式来和这个黑暗的社会进行抗争。他秘密地珍藏着拿破仑的肖像，向往着拿破仑时代，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他要竭力进行反抗，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要忍辱负重地向上爬。所以他常常口中责骂着拿破仑，却尽自己的反能反抗现实。他要求德·瑞那先生给他增加工资，利用自身的魅力去“征服”、“占有”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等等，都是出于一种反抗、报复的心理。然而这些反抗却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体的反抗，是无法触动封建王朝根基的。因此，于连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红色的社会理想与黑色的社会现实的斗争，以“红”的失败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红与黑》写于1830年暴发的七月革命前夕，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于连的命运只能如此。假如推迟一年，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就可能有另外一种命运。这是司汤达自己说的。一位叫阿·维诺格拉多夫的苏联人为司汤达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830年的七月革命暴发时，司汤达冒着生命危险到街上观察正在激烈进行的街垒战。他碰到了一位叫马勒斯特的朋友，两人热烈地交谈起来。司汤达对马勒斯特说：“您记得我们打的赌吗？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您想方设法向我证明，我不能完成《红与黑》。无论您承认不承认——我很抱歉，您输了。现在，当我在巴黎街头看到红与黑的斗争时，本来是可以给我的于连·索雷尔找到另一种使命的，但小说已经结束，应该开始写第二本啦。”
七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一天，司汤达在日记中欣然地写道：“时代的颜色变了。”
从 《红与黑》书名的确定上，我们可以看出，司汤达已经开始注意体现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了。
《红与黑》虽然是一流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在思想上、结构上、语言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创作功力和艺术修养，可与当时任何一个大作家相媲美。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那段时间，广大人民一直被七月革命的胜利激动着而忽视了这本书的出版。但这部作品无论如何要比司汤达其他已有的作品境遇好多了，至少已经有权威的评论家出来评论了。不过这些评论家所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敌视。当时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朱尔·雅南，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是一种“对人类心灵的诽谤”。甚至司汤达的好友梅里美对这本书也不敢巷维，认为“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人类灵魂的这一面”。不过说到底，公然的指责何偿不是一种广告呢？《红与黑》竟然很快地售出了一千五百本。虽然司汤达创作的苦心还不能为当时的人们完全地理解和接受，但正如他自己多次说过的，他要为二十世纪而写作，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