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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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斩俱乐部”之下，成为一个精神上“去势的男人”，只能对自身这种男权丧失的状况进行一些自我调侃、瓦解及颠覆而已，面对强大的殖民势力，黄君终于被迫自我阉割地丧失了性欲与性能力，表现在小说中，那就是黄君只能凭藉近乎自欺的“精神胜利法”来缓解对自己的憎恶，但最终也只不过是以借酒浇愁和烂醉如泥来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其实，在“殖民与被殖民”这个最具权力对抗关系的问题中，黄君身上一再表现出来的暧昧与游移态度，正说明了作者“抵制殖民”的良苦用心；而在小说对于人物既肯定又否定的塑造中，也呈现出了作者对重建民族自主意识与自信心的某种焦虑，间接反映出长期在殖民势力笼罩下的台湾一再无法摆脱的那个“历史性的难题”——真正的“男性形象”的阙如参阅了邱贵芬《台湾小说的孤女现象》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文中指出台湾小说中缺乏较为乐观、自信、有为、有深度的男性形象，见《文学台湾》第1期。。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台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缘位置造成的。台湾在六七十年代被日本重新经济殖民的状况与台湾日据时期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事实上，惟有坦然面对自己“缺乏雄风”的缺陷与难题之后，才能进行真正反省。若再换一种理论角度来思考的话，这篇小说似乎还可以被挖掘出更丰富的意蕴。按照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论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出现，而以男性对女性的狎淫和压迫呈现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千人斩俱乐部”，形象体现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的复辟。随着60年代中后期，新的国际分工的展开，日本独占资本以贷款、投资、援助的名目，在美国的庇护下，深入20世纪上半叶的日军占领区，再次对这些地区施行“新殖民”。于是大批日本商人随日本跨国公司、技术合作、贸易商社在前殖民地进行扩张与掠夺。日本观光客在“集体买春”活动中首先占领了殖民地女性的身体，以此方式宣泄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再次君临支配旧殖民地的霸道意识。这篇小说中，以“剑”隐喻殖民者的男性生殖器官，以“千人斩”勾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屠杀的历史记忆，这种描写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象征蕴涵。由于故事情节的叙述始终没有离开过民族遭受侵略与殖民的记忆，因而即便小说中的角色与情节的设计虽然显得有些过于夸张，但却把台湾当年所处的历史情境表现了出来，从而增强了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度。昔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武士”——马场、落合之流，以残暴的武力与带血的刺刀强暴蹂躏中国妇女的血迹未干；现今却又换穿西装革履，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他们“放弃枪杆，却改用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再度以“经济合作”、“技术合作”的名义“杀”回台湾，利用金钱与物质的优势，大摇大摆地卷土重来台湾，继续肆意施暴与凌辱台湾同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来到台湾在商业上那种趾高气昂的姿态，就是在他们的经济殖民地上昂首阔步”。表面上看黄君的自发性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种心理上或道义上的胜利，自己的同胞照样被凌辱，只不过多收了一点点“花资”而已，这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啊？无论是对于黄君来说，还是对于被嫖的台湾姑娘而言，皆因物质的贫困，才使他们的反抗显得虚弱无力。这篇小说不仅揭露了外国资本侵入和西方文化渗透后台湾社会出现的弊端，而且反映了在中日历史文化冲突中造成的民族忧患意识。换言之，小说不仅深刻地讽刺了商业与色情的结合，袒露了经济繁荣面纱下的罪恶；而且正是以这种巧妙的方式，通过黄君耳闻目睹的情况，一方面锋芒直露地揭穿了那七个日本嫖客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另一方面通过回忆南京大屠杀和黄浦江浮尸的场景，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提醒同胞勿忘国耻。显然，这是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悲剧。由于这一悲剧是描写日本商人如何在台湾嫖戏自己同胞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台湾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再次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黄春明创作的这篇小说也就因其首当其冲地提出这个问题而显得引人注目，而小说的批判意义也因此得到了深化。
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则出现于观光游程的后半段。当“千人斩俱乐部”的成员在礁溪“集体买春”结束之后，黄君带着马场之流坐上火车由礁溪奔向花莲，在火车上这群人碰上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陈姓学生，没想到此人是一个极为崇洋媚外的家伙。黄君利用日本嫖客和崇日大学生之间的语言不通，在他们中间搭起一座“伪桥”，成功利用自身优势，尽其在我地“翻译”了双方的“谈话”。当这位陈姓学生迫不及待地向马场之流请教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时，黄君惊讶之余灵机一动，诡称马场他们是日本“大学教授考察团”的成员；同时告诉马场他们，这个陈姓大学生是“学历史的”，“正在写有关八年抗战的论文，所以很想跟日本人谈谈。”黄君成功地将双方进行的那场对话进行了特殊“翻译”，不但以日本侵华的罪行去谴责日本商人，而且也以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来启悟这位台湾青年：
“我爸爸一直告诉我日本不错，所以我也很想到日本。”
马场他们好像等着这边的话，他们望着我。我转向他们说：“他说你们的年龄，正好被征召入伍，参加侵华战争是不是？”我看到落合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拘谨的马场，我笑着说：“这个家伙可真伤感情。不过也没什么吧。落合君，你好像对这件事较为敏感，怎么了？”
“没怎么啊。”停了一下，好像勾起他想到什么似的，“那时侯，除了残废，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入伍，当然我们也不能例外。”
“一场战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引起的。不管你们把那场战争叫做侵华战争也罢，那是当时日本帝国政府发动的，我，我们只有听任摆布的份。”马场看一看自己人：“对不对？”
“现在听起来，你们好像对这场战争从骨子里就反对。但是，那是现在。以前呢？你们不是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边唱边踏上中国大陆的吗？还说是一场圣战。”我必要地笑着说：“要是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样。”
他们突然感到松懈了一下，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么你们都到过中国大陆了？当兵的时候。”
“除了竹内君我们都到过。”
“我突然，也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其实是这位学生的问题哪。”我笑着说。然后看着学生告诉他说，“他们几个教授说，希望你能原谅他们说话不客气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你的想法有所批评。”
“不会的。我应该谢谢他们才对。”学生回答。
“他说你爸爸认识日本好，那还有一点情有可原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年龄，正好受到当时日本的愚民教育。但是看你的年龄不该有这种想法才对。”
“是我爸爸这么说的，……”
“你等我说完嘛。马场教授还说，假定日本是好的，美国是好的，或是哪一个地方是好的，那么你就想到好的地方享受，甚至于去逃避现实。试问你：假定日本是好的，那么你过去曾经替日本付出了什么？没有的话，就不用想去坐享其成。”我笑了笑，“不过教授说，如果你真想到日本去的话，他表示很欢迎。”
“我不是去享受啊？我是去读书啊！”
“读书当然可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教授的话也不是针对你怎么做批评。他大概对时下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一味想往想象中较好的国家跑。你是不是这种人，只有你才知道。”
“他说得很对，我很钦佩他。他们来考察多少天呢？要是他们能到我们学校演讲就好了。”
由此可见，黄君的确充分利用了日本商人不谙汉语，而台大学生又不谙日语的情境，既向日本人提出战争责任的痛切诘问，又向那个对日本的现代化怀抱艳羡的台大学生提出了辛辣的批评。显然，向殖民者揭发五十年不曾解决的战争责任，向大学生强调民族文化，这样的“翻译”方式，确实达到了引人惕厉的目的。这位满腔民族义愤而又机敏灵活的黄君，在火车上的“搭伪桥”和“两头瞒”的翻译场面，确实达到了艺术作品处理历史题材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黄君有效发挥“两头瞒”的技巧，最后达到了他的批判目的，其背后始终潜流着“历史上是永远洗不清”的这一民族记忆，向人们指出从意识和心灵上“去殖民化”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火车上，面对台大学生与日本商人，黄君通过巧妙方式穿针引线，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他们进行了两面夹攻，俨然成了道义审判官，鲜明呈现出他心灵深处的抵抗意识。他一方面逼使七位日本嫖客承认曾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而让他们这次的台湾之行——变“观光者”而为“被告”；黄君采取“揭老底”的办法，通过南京大屠杀、黄浦江沉尸和大轰炸等历史史实，彻底戳穿了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丑恶本质，揭露了他们当年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将他们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并进而从灵魂上鞭挞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产生认罪感。换言之，从精神实质上来说，马场之流是被黄君彻底压倒了，他们远渡重洋前往台湾寻欢作乐，最后却始料未及地陷入痛苦心情的折磨中。另一方面，黄君还以那个崇日媚外的台大中文系陈姓大学生为靶子，不仅批评了这个大学生和他父亲历史意识的薄弱，而且对当时普遍盛行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亦进行了猛烈针砭。不仅严厉教训这个中文系大学生的数典忘祖，而且使他为自己连台北故宫的文物一次也没参观过，却一心向往到日本去研究中国文学的媚日行为而感到羞愧，小说由此凸显了台湾青年的心灵在“新殖民地”处境下遭受扭曲的严重程度。小说所构思的这个“搭伪桥”与“两头瞒”的情节，在现实中确实并不常见，但作者却有意制造了这个“巧合”的情节，目的不外乎是借此发泄胸中反日的激情，同时又对年轻一代中竟有如此丧失民族尊严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双关讽刺：既刺人——日本商人，又讽己——崇日的洋奴型青年，而讽刺的矛头最终还是落在自己民族的弱点之上，小说为此发出了沉痛的质问：“为什么能产生故宫里面那样的文物的优秀民族，近世纪来竟枯萎得这么厉害呢？”而正是这一点，使小说深深撼动了人们的心魂。恰如鲁迅所言：“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致尤炳圻》（1936年3月4日），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而由于小说在批判中将上述两方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得张扬民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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