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作者:[德]库尔特·考夫卡黎炜译-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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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验组来说才具有意义。在那天之前，进入死胡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种错误，只有对那些想把该结果列表的实验人员来说，可能算作错误。实验证明，用大量的“错误”来探索迷津的活动对迅速无误地到达食物箱（活动的目的就是到达食物箱）这一期望的效应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在前者，关键之前的活动和关键活动之间的差别要比后者的差别大得多；在前者，旧活动的痕迹具有不能再现活动的效应，可是却具有产生新活动的效应。因此极有可能的是，由明茨博士提议的实验也将取得积极结果：一俟生活在迷津中的老鼠产生了觅食的动机，它们就会迅速地找到食物箱。

　　　　作为一种痕迹影响的例子的“潜伏学习”并不是再现

　　　　于是，我们便遇到了一个非再现的痕迹效应的例子。由迷津中得不到奖励的奔跑所形成的痕迹成为越来越清晰的系统，它形成了场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场部分中，后一种被激发的活动发生了，并按照场结构和动机对它进行指导。看来，没有必要去作出这样的假设，即老鼠在其觅食的奔跑中将被驱使去选择一条引向错误方向的路径，因为它已经在无动机的活动中对这条错误路径作出过选择。

痕迹对一个过程施加的一般场影响

　　　　因此，该实验把我们带回到刚才被打断的讨论上面去。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部分过程与一个作为较大痕迹系统的一个部分的痕迹进行交流，在与整个痕迹相对应的再现意义上说，无需受到这个痕迹的影响。这种交流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应。看来，这一结论与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的理论认为，这种交流将会在施加一种朝向再现的力的整个痕迹里面建立起张力状态。但是，一俟我们考虑到这种交流对痕迹的影响必须依靠痕迹的性质时，上述这种矛盾便消失了。在目前讨论的例子中，影响测验奔跑的痕迹系统可能不是先前奔跑的痕迹系统，而是迷津模式的痕迹系统，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见边码P．547），这种迷津模式的痕迹系统是从其他痕迹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痕迹都可以如此被构成，以致于不对称的交流改变了它们的稳定性，从而引起应力。只有这种情况下的痕迹才能引起自发的再现，而且，也许由于它们数量较少，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论，自发再现的发生率比我们先前讨论过的要低。由此可见，勒温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变得更有意义了。

　　　　若要说出哪些痕迹属于一种，哪些痕迹属于另一种，这需要拥有更多的痕迹知识。我的假设的主要价值（如果确有什么价值的话），在我看来，似乎更多地在于它们的启发式特征，而不是它们的解释性特征。我的一些假设提出了联想心理学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的问题进行回答的唯一标志在我看来是：产生自机械学习的痕迹，通过与部分过程的交流，特别倾向于具有张力，从而能够发动自发的再现。把这一点与下列事实联系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这个事实是，痕迹形成了或多或少孤立的、过于自信的系统，而大多数其他痕迹则必须与无数其他痕迹系统相联结。

　　　　但是，对托尔曼－杭齐克的迷津实验进行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重要的启示。一个痕迹系统除了再现以外还能对一个过程的连续施加影响。这个实验所研究的影响是对动物活动的影响。我们可以很好地对它进行描述，由无奖励的奔跑发展起来的痕迹，在由觅食动机激发起来的奔跑中，以一种与动物能看到迷津的全部详情或许多详情的方式相似的方式影响它的活动。如果动物看到一条胡同的一端已被封死，那么它将回头跑；如果动物看到另一条胡同通向诱饵，它便会进入这条胡同。托尔曼－杭齐克的实验和我们的日常经验都表明，痕迹可能具有类似的效应。动物在“潜伏学习”期间发展起来的东西是迷津的痕迹；这种痕迹随着与目前的活动相交流，或多或少像对迷津的知觉进行调节那样对它进行调节。正因如此，当我需要一本书的时候，我便离开椅子转向此时处在我知觉场以外的房间一侧的书架。我所处的整个房间的痕迹场与我目前的活动进行交流，从而以一种使需要或意图启动的有序活动成为可能的方式引导它。再者，从动力学上讲，不论我需要的那本书处于我的知觉场之内的书桌上，还是处于房间一侧的书架上，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为什么这种理论不是联想主义的

　　　　但是，这难道不是联想主义吗？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称意味着什么。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潜伏学习”的实验。这个实验与托尔曼的著作有联系，因为我是首先在他书上读到的。因此，有关该实验的观念再现了这本书的观念，而这本书又联系到了我把书放上去的那个书架，从而产生了书架的观念。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书架的观念又与其他许多观念相联系，例如，与我的书架上所有再版书本的观念相联系；这些观念或其他一些联想的观念是否会再现呢？一点也不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到书架旁伸手取书。托尔曼的书与这个活动相联系吗？如果没有联系，那么，根据纯粹的联想主义原理，我为什么站起身来？在提出这种联想主义解释时，我并未考虑以下事实，即整个解释赖以存在的自发再现是一种极少发生的事。即使这样，该解释未能说出它究竟表明了什么。就算我的最后活动需要某种其他的解释，那么在此之前的事件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对托尔曼书籍的观念再现了书橱的观念，既不是许多夜间专题讨论会上我对它进行讨论的观念，也不是我对它进行回顾的观念（这种回顾通过“频因”和情绪强度而得到青睐）呢？这肯定不是一种偶然性，即此时此刻书架的联想被证明是最有力的联想，而在其他时刻，完全不同的联想将占支配地位，我在这些场合里不会想起书的位置，只是想起书的内容，或者它的作者，如此等等。当然，我不能想起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东西，除非“托尔曼痕迹”与所有那些其他的痕迹相联结。但是，这里既没有联结的事实，联结也没有被证明是联想的类型。总之，如果人们把我对上述活动的解释称之为联想主义的解释，那么便是回避问题了。联想是一种不明智的假设，它假设了一种意义，使之实际上与经验同义。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例如一种发生学理论（genetic
　　theory），正是由于那种原因而成为一种合宜的理论。由此看来，它是对联想主义的巨大依恋。但是，联想远非经验。它是妥善处理经验的一种方式，是用科学方法处理经验的一种概念。因此，对联想主义的批判（不论如何否认它），却不是对发生学理论的拒斥。我相信，除了联想概念外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妥善地处理经验问题。

　　　　有关记忆的一些早期实验

　　　　在许多方面，上述关于联想学习的讨论还是不完整的。它尚未提及大多数早期实验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些早期实验的理论意义至少是十分模棱两可的。让我们以约斯特定律（Jost’s
　　law）中表述的事实为例：有A和B两个系列的无意义音节，在这两个系列中，A的学习在B的学习之前若干时间进行，A的重复次数要比B的重复次数多，按照测试它们过程中运用的方法，A和B的排列也是不同的。运用配对联想方法，＋B可能成为保持得较好的音节系列，而通过节约法（savingmethod），A可能表现得更加优越。传统的解释是单因素（one－factor）的解释，这与只知道一个变量（也就是联想强度）的传统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联想的平均强度在A里要比在B里更强些，因此，A系列的无意义音节可以更容易地被重新学习，而个别位于阈上的（supraliminal）联想，也就是说，它们的强度足以产生再现的联想，则在B系列里更大些，这说明了配对联想中它具有优越性的原因。但是，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似乎也忽视了情境的动力学。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俟痕迹与过程进行了交流——这在我们的术语中是与旧理论相等的——痕迹便会对过程发生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过程与痕迹之间的交流情况。第三个问题是，新的重复对存在的痕迹系统的影响。在我看来，单凭第一个问题，这些事实似乎不大可能找到它们的解释，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实验证据去确定这一点，我将略去这些效应，以及其他一些效应。

　　　　但是，我们关于联想学习的讨论之所以很不完整，还由于以下原因，即我们的讨论对上述列举的第二个问题尚未作出回答，尽管我们一再遇到过这个问题。然而，它还不是一个专门涉及联想学习的问题。在我们关于技能获得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对于再现问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明显的。因此，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转向这一新的记忆成就。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第十三章
　　学习和其他一些记忆功能（Ⅱ）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再认理论及其问题；过程和痕迹之间交流的原因；相似律；其他定律。新过程的唤起——思维：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两个步骤；M．R．哈罗尔的实验；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顿悟”；知觉中的组织和思维的比较；实验研究；原始的重组；效果律。我们的行为图景：智力；重组的不同类型。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

　　　　“再认”（recognition）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恐怕不大容易进行界定。例如，我把一支铅笔再认为一支铅笔以及我把我的特定铅笔再认为我的铅笔；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效应只有当我在其他铅笔中看到我的铅笔时才会发现，而不是当我把铅笔从口袋里拿出来时发生。麦考迪（Maccurdy）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我在伦敦遇到我的一名学生，我认出了他；可是，如果我在剑桥大学的讲堂里遇到同一个人，我不一定会认出他来，尽管我知道他在那里”（p．113）。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区分“类别”再认（class　recognition）和个体再认（individual
　　recognition），其次，必须区分明显的再认（ex－plicit　recognition）和含蓄的再认（implicit　recognition）。所谓明显的再认，具有麦考迪在伦敦遇见他的学生的特征，所谓含蓄的再认，意指他在课堂里遇见他的学生。在我看来，如果说后一个例子中没有发生任何再认，那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如果我或麦考迪被问起，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班组里的这个学生或那个学生，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认识”，这个回答并不假设该问题已经改变了对学生的知觉（perception）；我的肯定回答是知觉的直接产物，即便它缺乏那种在不同的环境中（例如在伦敦）会有的熟悉感。

　　　　我们仍须处理不同的情况，而再认理论则不断发现它被那种困难所牵制。冯·雷斯托夫（Von
　　Restorff）已经指出，类别再认和个体再认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