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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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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所作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值得怀疑。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它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种种恶果。
    即某些种类的动物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证明一个物体的这种双重意义。例如,已经得到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是充饥物,同时也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象征。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乐意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或是对他的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304,313)。
    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在精神病学界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没有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它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在一个很严重的意义上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408)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孩提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对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进行观察,证明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泰然处之。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它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它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皮肤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做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付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
冲突和威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可以象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同威胁的概念交错。冲突的种类可以象下面那样划分。
  单纯的选择
  这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是象下面这样来设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的。第一种涉及到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在通向同一(极其重要,基本)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是一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的事情。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作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虫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进择,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中进行选择,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
    这种类型的冲突同前两种类型冲突有着本质上的根本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选择的情况,但现在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两个目标都是至关紧要的。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必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作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是致病的。
灾难性冲突
    它最好被称为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的话,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的情况。如果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是被迫作出他明知是带确惩罚性的决定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285)。

 冲突和威胁
    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威胁或实际上要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进行阻挠。
威胁的本质
    这里又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够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感到有一种威胁。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起着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随之而来的各种剥夺。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Gelb)、戈尔德斯坦,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所有有机性精神病《or…ganicpoychotjic)患者觉得基本上是受威胁的。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Kardiner)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222),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言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
    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另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性当然也就更小一些。我得补充一句: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临近死亡,也可能(但不是必定)会使我们处于一种感到威胁的状态,原因是我们在这时可能会失去基本的信心。当我们再也不能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它“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个种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自然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也许可以将这一概念扩展一下,使它包括通常包含在另一个种类之中的各种现象。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那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的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
    我们当然也必须提到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293,314)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一般说来,下面的一切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总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掌握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无论我们怎样来界定威胁,有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决不能忽略。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它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
    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光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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