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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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文化。（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的定义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甄别。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在选择健康人上更有用。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还是一个难以确切描述的征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的告诫。“成为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148，160，347，398）。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泛人种的。
这一标准还意昧着，研究对象在过去或现在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认知需要的满足，或者在少数事例里，对这些需要的征服。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丰富。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大体上是重复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本书附录对此已有描述。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非技术的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侯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定义进行比较，然后再更仔细地给它下定义，——在下定义时，仍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根据修正过的通俗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风格对这些人进行尽可能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保留，一些人淘汰，一些新的成员补充进来。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如果可能，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又导致了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不断重复，一个最初模糊、不科学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越来越精确，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会干扰这一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发现，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不切合实际的苛求，以致没有一个活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荒谬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种难题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丰富而令人满意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或者断绝合作关系。鉴于这种早期经验，对于老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实际上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被研究的活人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可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就是：调查的可重复性和可据以作出结论的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对于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
研究对象可分成以下各类：
实例：
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有希望的同代人
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人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
7名很有希望的知名的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
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士，史怀彻，A·赫胥黎和斯宾诺莎）
不完全的实例：
5名相当肯定有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同代人
不完全的或可能的实例：
G·w·卡弗，尤金·V·德布斯，汤姆斯·埃金斯，弗里茨。
克赖斯勒，戈塞，帕布洛，卡萨尔斯，马丁·布伯，丹尼洛
由他人研究或建议的实例：
多尔斯，阿瑟·E·席根，约翰·济兹，大卫。赫尔伯特，阿
瑟·韦利，D·T·铃木，艾德莱·史蒂文森，s·阿勒奇蒙，罗
伯特·勃朗宁，R·w·埃米森，F·道格拉斯，J·舒马比特，
B·本奇刺，艾达·塔贝尔，H·塔布曼，乔治·华盛顿，布林，
乔治卡尔·穆恩辛格，J·海登，C·皮萨诺，E·比·威廉·罗
索（A·E·），P·雷诺尔，H·w·朗费罗，P·克罗波特金，
j·阿特基尔得，汤姆斯·摩尔，E。贝拉米，B·富兰克林，J·
米尔，w·怀特曼。
材料的搜集和描述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来自特殊的、分散的事实的通常的收集，不如说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的发展。很难造成一种情景，能向我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青的研究对象可以做到）。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偶然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有可能，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任何定量描进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复台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控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以下最重要和最有用曲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
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适意的关系
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沈稳（t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在更沈稳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s—I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294）。
随着研究的进展，可以逐渐明显看到，这一效率扩大到生活的其它许多领域——实际上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由性格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
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不是鉴赏力）。我希望这一结论或者假说可以迅速用实验验证。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会过分。最近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Money·Kyrle）指出（338）；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这一情况，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属于病态，而且在认识上就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探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一个真正的价值科学、因而也是为一个真正的伦理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光感．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的地步。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粹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Einstelln…ng）等的实验就可提供证明（279）。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最近的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对比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考虑主持了这一假设；这种在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作出结论，符台逻辑地和高效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在本书第13章中，还将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更为轻而易举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陈规当中。大多数人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透彻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the innocent eye）
作为学院派与临床心理学之间的另一座桥梁，人们与未知事物的关系问题似乎特别具有研究前途。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治，同已知事物相比，他们甚至往往更为前者吸引。他们不但能容忍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135），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它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就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
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劳神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和标签化。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作为相反的例子，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