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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9-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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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或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之语。废名对此表示抗议:“我将《阿赖耶识论》手抄本请他看,只是让他先睹为快,并没有想他另有意见向我提出的意思。这并不是我不谦虚,乃是我本不应该客气的。”〔13〕1949年,卞之琳从国外归来,废名把《阿赖耶识论》给他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14〕。
  有人未曾得见《阿赖耶识论》而妄断这部佛学论著“未传”或“已亡佚”。事实上,《阿赖耶识论》并未遗失。劫后犹存之手抄本,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居然有两个:一个存于冯思纯先生处,该稿本之序及正文第三章、第九章的一部分系废名的手迹,其余则是冯健男先生抄写的;另一个手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内容与前一稿本完全相同,是废名和他在黄梅的学生潘镇芳合抄的。
  关于废名之死
  2000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述及废名的:
  1987年秋,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万国公墓,向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并低声吟哦《感怀》绝句一首:“临阵逃脱解甲兵,只留清白不留名;砍头烧戒一样痛,有脸敢来见先生。”这位老和尚就是废名,五四进步的热血青年,活跃的新派作家,曾师从李大钊、钱玄同,后趋向消沉,几度出家为僧。晚年去拜谒李大钊墓,明显带有自责忏悔之意。〔15〕
  有资料显示,废名与钱玄同确曾有过交往,但他并未师从钱玄同,更未“师从李大钊”,倒是师从过周作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下令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废名愤而休学,“卜居”西山。废名信仰佛教,喜欢“静坐”,还一度剃成和尚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讲师的他按规定不能随校内迁,因交不起房租,曾寄居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废名始终不曾“出家为僧”,又谈何“几度”!关键的问题是:废名1967年就已殂谢,怎会于“1987年秋”“拜谒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吟哦绝句、“自责忏悔”呢?由此亦可知,废名之“名”废得也实在太久矣!
  关于废名的死因,乐黛云先生在《难忘废名先生》中是这样说的:
  ……后来,到尘埃落定之时,才听说废名先生在长春一直很不快乐,没有朋友,被人遗忘。还曾听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查不出任何问题,遂扔下不管;病弱的老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无法送饭,废名先生是活活饿死的!我听了不胜嘘唏,倒也不以为奇,在那种时候,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后来又听说此说不真,废名先生是有病,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条件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16〕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身患重病的废名多多少少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虽然未被拉出去“批斗”,但家门上还是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了几间。但是,说废名是被革命小将“关在一间屋子里”,“无人送饭”,“活活饿死的”,此说的确“不真”。废名的的确确是因病而死的。1963年,废名在吉林省政协开会,突然小便带血,后被确诊为膀胱癌。1965年,又检查出胃癌。1966年5月病复发,到北京反帝医院(协和医院)做第三次手术,但癌细胞已扩散,女儿冯止慈只得将其送回长春。1967年8月底,冯思纯先生接到母亲“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17〕。一周后,废名就离开了人世。
  注释:
  〔1〕张际会:《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万象》2002年第11期。
  〔2〕汤一介:《一点说明》,《万象》2003年第1期。
  〔3〕汤一介:《从沙滩到未名湖》,《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13日。
  〔4〕〔7〕冯健男:《废名在战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5〕药堂(周作人):《怀废名》,见《谈新诗》,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6〕〔17〕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8〕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11〕废名:《阿赖耶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文学杂志》1948年11月第3卷第6期。
  〔12〕《俞平伯致胡适(1946年7月31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废名:《〈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世间解》1947年第5期。
  〔14〕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5〕李思孝:《师生情和文人趣——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
  〔16〕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万象》2003年第1期。

  汪静之五四情诗

  
  ? 裴毅然
  1922年8月,二十岁的汪静之以一本薄薄的诗集《蕙的风》飙入文坛,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仅次于《尝试集》、《女神》),令他人惊羡。确实,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还真就数汪静之成名年龄最轻、成名经历最易,来得最不可思议。
  不熟悉那一段文学史的年轻人,认为《蕙的风》风格老式,直白发露,无藏无掖,何美之有?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教师都曾面临学生这样的诘问:“老师,这样的作品到底有啥好?好在啥地方?”就像胡适的《终身人事》,如今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都能写的作品,何以就能进入文学史呢?湖畔诗社研究专家贺圣谟先生在他的《论湖畔诗社》后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学生提问。当然,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第一”的魅力,就不可能理解汪诗“创新”的价值。今天几乎人人会写的新诗,在当时却是创新;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却是风险甚大的“冲破封建礼教”,甚至被斥为“轻薄堕落”、“兽性冲动”的行为。言前人所未言或不敢言,又采用了朝气新颖的白话形式,心想手写,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功底,如此这般,从思想价值内涵到艺术表现形式,汪静之的情诗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内核,才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车站,成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视的一个坐标。
  五四时期不仅政治思想“王纲解纽”,文化领域亦处于新旧交替的急遽转型期。谁能够顺迎时代需求,用新诗大胆唱出活泼自由的爱情,谁就成为最耀眼的“第一”。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所以让汪静之“幸运地”逮去,这位年轻的中师生之所以能写出敞胸放胆的《蕙的风》,确是机缘巧合:自幼放纵宽容的家庭教育、同乡胡适的鼓励支持、恰逢其时的恋爱经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长期准备。评家有曰:汪静之的成名得益于生理与心理恰逢其时的双重成熟,并且拥有一连串眼花缭乱却适逢其时的恋爱。《蕙的风》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
  汪静之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上了八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一直读到“四书”、“五经”,非常熟悉古典诗歌与韵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爱诗歌,与“小姑姑”曹珮声多年磨习诗歌,常常通宵达旦,十二岁即开始学习写诗,可谓诗心聪慧,久钟缪斯。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汪静之已具备了相当的写作能力,诗文俱佳,故而在数学、常识、英语皆交白卷的情况,凭一篇上佳作文得语文老师力争,浙江一师才勉强破格录取。
  在浙江一师的开放风气下,他接触到五四新潮,又正好情窦初开,数度深陷恋爱之中,这才写出活蹦乱跳激情四溅的情诗。从客观方面,汪静之大胆直剖的情诗既符合当时自由开放的时代思潮,又顺应了由文言律、绝转入白话新诗审美风格的转变。所以,既可以说是时代青睐了汪静之,也可以说,汪静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
  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十五岁上就已经在家里对“小姑姑”曹珮声产生初恋,并因曹珮声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师范,追随至杭,报考浙江一师。说来不信,身量甚矮的汪静之,凭着情诗之力,居然极有桃花运。曹珮声此时已遵父母之命与他人成婚,怀着歉意,竭行弥补,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静之,从高到低,每周一位。这曹珮声也甚了得,乃胡适三嫂之妹,后为胡适情人。1923年暑假,曹珮声与胡适在杭州南高峰烟霞洞同居三月,怀下身孕,胡适答应与发妻离婚。不料,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拼,并威胁要带上两个孩子一并了断,胡适方寸大乱,只得回断曹珮声。曹万念俱灰,上峨嵋削发为尼,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劝其下山赴美求学,归国后执鞭教坛,终身未再嫁。到“文革”时因与胡适的这段恋情,大吃苦头,悄然返乡。
  五四一代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则连想都不敢想。青年时代的我们不崇敬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爱情只是一个贬义词——“乱搞男女关系”。用不着别人来制止,自己在内心就已经将爱情与肮脏的性划了等号,早早在灵魂深处枪毙了这“低级趣味”。不等别人来呵斥,就已经不会为爱情而歌唱了。政治高压之下,我们这一代谁还能为爱情而激动呢?我们这一代谁还会真正为个人的情感放声歌唱呢﹖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一句“个人主义”的贬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诚然,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也不怎么自由,严密看管女儿以免败坏家风,也是家长之大防,杭州女师对学生恋爱亦明令禁止,训育主任甚至可以“公”拆女生信件。但较之我们这一代的政治高压,他们那时也就不算什么了。女师训育主任见全校“第一优生”一天之内收到十三封信,且笔迹相同,便拆开查看,原来“第一优生”已经与人有了关系!照例必须开除,但因是“第一优生”,网开一面,留校改过。
  汪静之一生童真,率性而为。八十多岁还会跨骑凭栏,两腿垂然摇晃,浑然一个老顽童,更为难得的是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上了九十岁,他住在医院里,爱心依然不减,痴恋如花,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6年6月,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编成一本《六美缘》(与六位女性),公开发表。终身童真、终身写诗,而且还是情诗,实在太难了,实在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得忍受多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刺,尤其在二十世纪大悲大难的中国。我本人不到三十岁就顶不住了,早早就向诗歌告别,因为,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的纯洁与童真,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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