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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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的发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在突破性的意义，正如李泽厚指出：“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6〕然而，问题是，发生在中国这一时期的这个讨论不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意义危机的大争论”〔7〕。既然是为了应对危机的讨论，“玄学派”的观点在思想学术上深刻尽管深刻，却是“飘浮”于中国危机现实感之上的，因而，被当时的科学派骂为“玄学鬼”；相反，科学派的观点简单是简单但却“直接明了”“斩钉截铁”地指定了方向，满足了急于要走出思想意识上的“广场恐怖症”、意义危机的国人的需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指出，在一个处于“普遍的迷失感”的社会中，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是极为迫切的〔8〕。这样，意识形态更强的科学主义便取得了胜利。
当然，科学主义胜利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据汪晖教授研究，它是与晚清和民国以来的“教育制度和知识谱系”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有关的，与出现了“科学话语的共同体”——一个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进行交流的群体——是相连的。这个共同体开始以科学社团和刊物为中心，通过印刷文化、教育体制和其他网络，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最终用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宇宙观〔9〕。
科学在论战中的胜利使它在思想意识中处于统摄一切的地位。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此作了一个形象地说明：“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诽谤‘科学’的。”〔10〕
不过，这个“科学”却不是一个单一整体的科学。美籍华人学者郭颖颐指出，当时中国的科学主义分为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而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11〕。据李泽厚研究，在人生观的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最后更多地表现为唯物论科学主义的胜利，即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此，科、玄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1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随着马克思著作的引入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合作，马克思理论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便形成了强大的气候。正因为如此，在随后的历史年代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1927年“四·一二”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主导理论〔13〕。
三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史学界取得胜利呢？
“科学”走入史学，这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对“科学”在概念上的理解和“科学”实践有关。今天，我们讲到科学，往往会联想到数理化等之类的学科。但是，在五四时期，人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和方法上去理解“科学”的，也就是说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只要你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思想，从事什么学问研究都可看作是在搞科学、在从事科学实践。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陈独秀就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14〕
针对当时国人只知自然科学而不重视社会科学的现象，陈独秀还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15〕从陈独秀的这段话看，他显然认为自然科学的权威在中国早已建立，社会科学则不然，所以他讲到“科学”时，往往是指加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据此，罗志田教授认为，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他所关注的倾向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注意力的方向〔16〕。如果说陈独秀在这里只是提倡用科学方法去治非自然学科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旗手胡适就直接提倡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结果当时的学人们“挟着科学”又一头返回传统（国故）中去了，并形成了一股“国学”热〔17〕。
出现这一转向的原因当然很多，涉及民族主义情结、“再造文明”的欲求等等，但罗志田教授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国故热的出现是与当时学人“趋易避难”的选择有关。我以为这一说法极具洞见。所谓“难”与“易”，是指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对中学与西学、西方的理化“科学”与“文学”（指今天所说的大文科类，包括国学、史学等，下同）的认知，概括地说他们有“西学比中学难，而理化等‘科学’尤难”的共识〔18〕。也多少基于这一原因，那一时代的几届留学生们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作力最大的师生二辈大多选择的也都是倾向“文学”〔19〕。但时人又认识到于国于民“科学”是必要的，如何是好呢？最佳办法当然是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于是，把“科学”从具体的数理化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抽象的“方法”、“思想”的论说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样一来，人们从事“科学”，就可以不必去从事那些于国人较难的数理化的“科学”，只要在自己的所熟悉的学问之中把科学“方法”和“精神”运用上去，也就属于在从事“至尊”的“科学”了。因而，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20〕
罗志田教授认为“趋易避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但我却以为这一“潜在原因”其实倒是最“现实”的、最“显现”的。“趋易避难”如同“趋利避害”一样乃人的生存本性也。无论如何，科学就这样走到国学和史学中来了，稍加“精确”地说，科学是先“进入”国学，后才与史学相结合的〔21〕。从一定的角度看，国学与史学是难以划清界限的，顾颉刚就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22〕但国学显然涵盖着更多超越了近代历史学科所包含的内容，正由于它揽括的内容太多，作为一门学科它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一些学人便从西式的学科分类角度出发不承认国学为“学”，另一些人则担心提倡国学会阻碍国家要“富强”、“图存”的目标，便把研究国学视为“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陈独秀语），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便有大问题了，大约到北伐战争后，风靡一时的“国学热”便走向衰落了。但与国学纠缠密切的史学却由于其学科性强等原因，从国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学科。1926年顾颉刚《古史辨》的出版与风行，标志着中国学界的关注重心已从“国故”转到“国史”。随着这一变迁，科学的实践重心也就由国学转移到史学，就这样科学的马克思理论也就与史学相结合了。
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在中国史学取得胜利，这与它理论本身具有“历史”性的特质和处于危机之中的近代国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历史观”有直接关系。近代，在中西方的对撞中，结局都是中国“完败”，面对如此之果，中国人在反思自身之时不由得对过去历史产生了全面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也就容易使人处于没有过去也不知未来走向的迷惘之中。为此，构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历史观念，重塑国民对自身过去历史的认知、建立对未来走向的信心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这一欲求也可以说是中国欲把自己的历史纳入世界“普遍历史”的意愿。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把进化史观引入史学，高呼“史界革命”，要创“新史学”，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进化论史观在关于人类发展的具体形态、演变动力、最终理想目标等等问题上过于空泛，因而没能完成这一使命。
谋求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指向，为此，它必须把人类的历史阐释清楚，并勾画出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这就使这一理论带上了深刻的人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走向美好未来的理论，如同基督教把上帝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把唯物史观放在了历史叙事的核心。从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概念对过去人类历史进行分析，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更指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条规律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的结论，如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它当然也是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也是符合这一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黑暗走光明和解放的历史规律。显然，这样科学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中国人急切重构历史所需要的科学理论和历史观。
四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重构中国历史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作，或许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人无法静下来完成这项工作，倒是1927年大革命政治上的失败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获取了胜利。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通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来显示它在中国已获取了胜利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学术界爆发了这次论战。其实这次论战既是一场学术论争，又是一场政治论战，正是由于1927年中国政治出现巨大变动，促使人去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23〕。当时参加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