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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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时下，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以招眼的篇幅出现于一些文学名刊，它们短则一两万言，长则四五万言，连以蟋蟀为题的《国虫》一文竟也达到三万五千言，可谓洋洋大观。李存葆近期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所收《鲸殇》、《祖槐》、《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诸文，表现出对重大题材和社会轰动效应的执著追求。作者忧黄河断流、汾河污染、物种灭绝，努力思考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爱的迷失与情感危机、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等和历史、生命、自然相关的大题旨大命题。“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的苦吟精神可嘉，但其作品选材、资料、分析、考证、构思、创意均不脱传统的骚人墨客之思，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人类意识。尤其李存葆下笔文白缠杂，寻章摘句，雕肝琢肾，远不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常常以呆板的书面语代替了典雅的文言，以乏味的大白话代替了活泼的口语，给人的感觉是在用方块字堆砌七宝楼台，看上去炫人眼目，拆开来不成片断。这使他的“赋体散文”，既得汉大赋式的铺张扬厉，也得汉大赋式的呆板凝滞。
同属生态环保主题，张承志两万字的大散文《匈奴的谶歌》典雅而沉雄，愤激而从容，渗透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比之李存葆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鲸殇》、《大河遗梦》诸作，便有斫轮老手与文章学徒、世家公子与暴发户之分。刘长春《大地笔记》中的一些篇什，如两千余字的《蓝色的黄河》，写来干净、自在、随意、纯粹，亦不下于李存葆的长文《大河遗梦》。“黄河，这就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天生圣人为万世，惊涛拍岸鸣春雷’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劲催双橹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桃花水涨冲新渠，船船满载黄河鱼’的黄河吗？……”（《大河遗梦》）如此呆板无味的排比句式，除了证明自己读过几句古诗词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炜的散文一向倾力于书写思想者的心路历程，抗争世俗，自明心志，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严肃的精神思考和执著的入世情怀。但与其小说一样，张炜散文在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中，表现出了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在对精神向度的追求中，也一直存在着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观察者的作家在对时代、社会进行文化评判时，尤须一种全局观念和包容心态，如果纯然从个人视点出发，而不从人类的普遍经验出发，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结构缺乏关注的兴趣，过于倚重个体的力量、道德的自信，就会在价值观上偏执一端。事实上，张炜的个体经验常常只是作为特例而存在，无法与大众相通。如《我跋涉的莽野》说自己从小怕人，“我对这个越来越吵闹的成人世界是反应强烈的。我当然不喜欢，不习惯，本能地要躲避和反抗……我对付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靠想像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野”。这是一种对实在世界和现代文明的病态拒绝。《世纪梦想》担心高科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网络垃圾无法打扫，核威胁鲠在心头，电视衍生的大面积低俗文化”，作家更多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而较少看到技术造福人类消灾弭祸的正面事实，流露出义和团式的偏执。在一个消解启蒙的时代，张炜以启蒙者的姿态昂然出现，但启蒙主体原本良好的文化理念，倘不能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则于世无补。
张承志近年出版了《一册山河》、《谁是胜者》、《文明的入门》、《鲜花的废墟》等散文著作。十年来，张承志作别了小说，专事散文随笔的写作，这一点与鲁迅后期的专攻杂文仿佛，看来，他是找到了一种批判社会人生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但张承志有鲁迅式的激情，却无鲁迅式的理性；有鲁迅式的尖锐，却无鲁迅式的深刻。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遮蔽了他身上本应有之的现代意识和博大视野。在文化立场上，张承志既反封建、反专制，亦反现代、反文明，呈现出奇妙的悖谬，这使得他常常如黑旋风李逵一般，化笔为斧，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必须承认，张承志的散文奇崛、高傲，充满历史厚度和生命激情，富于情感冲击的语言和呐喊般的句式节奏，对当下散文创作中出现的消费化、快餐化、帮闲化倾向构成强力反拨。他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张扬正义、崇高、血性，痛斥物化与俗化，在以笔为旗的愤激里，蕴含着浓黑之色，发散着阳刚劲挺，显出汉民族难得一见的决绝气质。只是这种拜伦式英雄的桀骜不驯，也往往使他自己偏离了健康的民众意识及平和的文化立场。
这几年，周国平先后推出了《周国平小语》、《今天我活着》、《享受生命》、《安静》、《朝圣的心路》等多部散文集。在一番番“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式的炒作下，周国平屡屡成为媒体焦点，作品也较为畅销。周国平的散文善以语录体与格言体谈论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追求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外观颇为清高雅致，却因哲理的提炼不足而显得矫情，流于琐屑平庸的人生说教。平心而论，他那些人生感悟、读书感言、诗意哲理类文字，更多呈现出的是白领化、趣味化、世俗化特征，与一度盛行的绵软浅薄的“小男人”体并无本质差别。究其实，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散文随笔，失了特有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深度，在一种导师心态的支配下，不自觉地走向商业化写作。于是，当他试图以高深精妙的大道至理点化世俗时，仍不免为世俗同化，让人感慨于所谓哲学的深厚、文学的灵秀，与商业化写作是不可兼容的。苛刻而言，这样的文字类似市场上的大白菜，多一棵不算多，少一棵也不算少。
新千年之初，王朔的第一本个人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出笼，书中二十余篇文章，或谈论自己的创作与追求，或评论文学与文化现象，表达个人喜恶臧否，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倒也痛快淋漓。王朔批老舍，批金庸，也半真半假地批自己，其风格姿态颇为新奇，但作者有限的学养，使得其文字好读而不耐读，流于偏激、轻率与情绪化。某种意义上，以痞子语体参与文学评论，以随笔方式对所谈对象做零距离攻击，王朔开了当代文坛恶先河。继《无知者无畏》后，王朔又推出《美人赠我蒙汗药》，在书中，王朔与一位来路不明的学人“老侠”谈天说地，谈俗论雅，遗憾的是所谈内容多流于常识乃至陈词滥调。王朔的这类随笔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文化的亵渎，而不具备多少文化意义。
五
时下，对一些粉饰历史苦难、书写个人情怀的名家之作的追捧，颇不正常。2003年，杨绛的长篇回忆散文《我们仨》面世，独伴青灯的杨绛先生以九秩高龄，用文字为亲人招魂，其情可感。然而全书读来，只觉其笔法节制，格调清冷，一位学富五车历尽沧桑的智慧老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自私与自恋、小气与孤傲，令人失望。文章折射人格，为文关乎为人。杨绛文本固多传统士子的清雅之趣，但字里行间，除了对其自身及家人充满热力外，对于他人他事，则多的是冷血而非热血；对于社会变革，多的是旁观而非参与。贯串文本的，是一种过于显豁的贵族情怀、精英意识、名士风流，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越矜持。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痛失爱女与夫君之后，在往事之川里的自沉、自失；一位要强的老人，在感慨老天的不公，命运的捉弄。由是全书专诉个人家事亲情，而失了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超然的口吻，活画出时代看客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该段文字涉及的背景，是共和国惨绝人寰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也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此意态悠然，自得其乐，对时代苦难保持沉默，诚非知识分子所为。早年《干校六记》揭露真相的勇气和《老王》、《林奶奶》、《纪念温德先生》等文本中星星点点的人道情怀、平民意识，到《我们仨》中只剩了自夸自炫。
书中提及，1974年至1975年间，钱氏夫妇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接他们游园的好意。但从全书前后文来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岂敢如此大义凛然地去招惹江青呢？所以，拒绝江青的垂青可能有之，怎样拒绝就未可知了。谈到胡乔木同志，作者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多么得体的谀附之辞，既抬高了要人，也抬高了自己，哪里是“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之所为呢？“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一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吻，一派传统士子知恩图报的陈腐观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彰显的正是一种由“隐”而“仕”的得意之情，一种受到国家大员青睐后的洋洋之态，一种赚了便宜卖乖的心理。接下来杨绛又乘胜追击般地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自得，捎带着报复的快感，当代“大隐”的心计与心迹展露无遗。
新千年以来，王蒙出版了散文集《王蒙散文》、《印度纪行》、《访日散记》、《我爱非洲》等。王蒙的散文随笔，本质上是一种杂拌的艺术，彰显蝙蝠的心态——一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游移徘徊试图谋求最大安全值的心态。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但察其近年文本，几无对个人灵魂的叩问，更遑论民族灵魂的叩问、知识分子命运的自省了。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