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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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我还是要补充一下你的意见。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脱离文本的倾向，不但脱离文本，而且脱离“人本”。当然这种倾向，好多不是由我们第一线老师搞出来的，是由外来的行政力量强加的，甚至由行政官员搞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教育管理方面的官员，把学生在课堂上发言什么的，对话要到多少次，作为评估的标准，这是太可恶了，太不能忍受了，这简直有教育专制主义的嫌疑。
钱：我来这之前，看到一个报道消息把我吓了一大跳，说某个地方通过一个法规，规定今后语文老师上课“满堂灌”的，一堂课讲到底的，学生没有发言的，就要处罚，就是触犯法规。我觉得这些行政人员不知怎么搞的，动不动就搞法规，这样下去，评价体系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孙：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第一线的老师。因为不少第一线的老师，一方面重视文本，一方面弄一点多媒体，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还是有的。但是呢，在好多地方，有一种多媒体啊，就是为多媒体而多媒体。太多的多媒体啊，像钱梦龙老师讲的那样，电脑呀，操作呀，都会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声音不响、画面空白的问题，钱先生说，这哪是多媒体，是倒霉体！多媒体是文本的附属品，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变成了多媒体的附属品。我举个例子。我到一所中学去听课，老师讲《木兰词》，先放美国那个《花木兰》的动画片，然后呢，就放我们中国的连环画，放完了就集体朗读了一番，然后就讨论花木兰。这就到文本了，但文本和前面放的《花木兰》有什么关系，他完全忘记了。多媒体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完全成为累赘。开头的多媒体表现的是美国的花木兰。本来应该提出问题，美国人理解的花木兰和我们中国经典文本里的花木兰，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说要分析吗？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没有矛盾无法进入分析层次，有了矛盾，就应该揪住不放。美国花木兰是不守礼法的花木兰，经常闹出笑话的花木兰，而中国的花木兰，说她是英雄，要具体地从文本中分析出来这个英雄的特点是什么？连这样起码的问题没有提出来，结果美国的和中国的，好像是一样的，这样，多媒体就变成个“遮蔽”了。
钱：如何提高中学语文老师文本的解读能力，这恐怕是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我想是不是从三个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根本上来说，语文老师怎么样提高自己的素养。我想起王立根先生曾经找我，我给他写过两个题词。我的第一个题词是：“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语文老师。”今年他到我家来，我又给他一个题词，说：“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可爱的人。”就是要可爱，要有人格魅力。昨天晚上，我跟他说，还要有一句话，就是“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杂家”。我在跟很多全国各地的语文老师交往与通信中，常常发现比较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读书，而且书读得比较杂，因为语文老师不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不需要太深，但要什么都要读一点，懂一点。书读得要杂，读杂之后，你的知识就会通。一个文本你要读懂，需要各方的知识准备，你的书读得杂的话，你的知识就会融会贯通，总的来说就是要多读书。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不读书已经成为学校里的普遍现象。首先是学生不读书，不仅是大学生，我现在最头疼的是连研究生也不读书，所以我们中文系的孔庆东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少爷、小姐请读书》。现在孩子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原著，只读内容提要。
孙：我实在觉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应该重新定位。我们研究文学，研究汉语文学，这么大年纪了，结果到中学一看，完全是落空的，这真是太悲哀了。我们研究文学，拿到了教授这样的头衔，对国家和人民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贡献？不能不说，有点失落感。尽管在圈子里大家很热闹，“啊呀，这个教授了不得，很有学问”，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的学术文章。但是，我写一篇作品解读，那就不一样，那读的人就很多，而且连中学生都会去读一读，这使我感到很受鼓舞，毕竟我的劳动有所成效。我跟你不同，你呢，更加地喜欢“形而上”，生命啊，精神家园啊，终极关怀什么的，我也在想，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稀缺，可我们却把它用来挥霍掉了。我这个人是在文艺方面比较浪漫，教书方面则比较“形而下”。我就是要把高度抽象的方法转化为“操作性”的分析，我不但解读，我还要告诉你操作的程序，哪怕机械一点，我都无所谓，这是我的价值观念。不是给你一条鱼，而是提供一种打鱼的方法、门道。这种办法也许不是很完善，但是，那是我的办法，那里有我的个性。你愿意接受，对你有好处；你不接受，推动你去思想，也是一种贡献。
钱：其实我们是根本一致的。
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
——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 胡乐乐
一
由于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就有了近代语文教育的萌芽。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1905年，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框架之下开始单独设立“中国文学”一科。
1909年（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增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最通行的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这套书共五册，选文七百篇，每课八百字，每册前有例言一篇，论文家渊源、文章优劣，介绍一些文学史常识；选文全部是文言文，编排由近及远，从清上溯至秦汉；文章分析采用传统办法，对精彩的文句加以圈点勾画，还有总评、眉批。
民国初年，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承袭旧版而了无生气。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是当时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之一，全套书共四册，选文三百一十九篇，也全是文言文，按从今到古的系统编排。
尔后，教育部相继颁发了一系列的国文教育法令与教学规定。1918年12月28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以筹备国语统一及方法为宗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规程》，国语运动初见成效。
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语文教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由于初创阶段的国文教科书全部是文言文，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后经胡适等人提倡，语文教育才逐渐摆脱文言文的模式，开始采用现代白话文，不但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言而且教学用语也渐渐白话文化。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终于为白话所取代，一向被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终于合法地进入了语文教材。1924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共三百六十篇，白话文就有九十五篇，占到教材篇目总数约百分之二十六。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与《新中学国语读本》、顾颉刚与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与《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
抗战前，中学语文教科书仍主要由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这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编排，大多附有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和少量习题，逐渐形成现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传统。比较通行的教科书有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宋文翰编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夏丏尊与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其中，《国文百八课》是一套最具特色的初中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选文语体文比文言文多；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语体文中记叙文居多，且多数是后世传颂的名篇，如《孔乙己》、《背影》、《最后一课》等。这套教科书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乃至语文教育的科学化都进行了重要探索，迈出了一大步，对后世语文课本的编制有重大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出现了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国民党政府趁机将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改成“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语文教育党化意识较浓。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思想性，这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抵制，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印或新出各种国文教科书。
二
传统语文教材的主流模式是“文选模式”。“文选模式”的构成要素有课文、诠释、练习和知识短文，课文大多是选来的文章和文学作品，这种模式最早可追溯到萧统所编写的《昭明文选》。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历朝历代的名家名著，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清末民初，随着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