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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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署名问题之外的思考
“文革”中，罗荣渠在观点上不愿曲学阿世，在政治上被“四人帮”的代理人视为异己。他迫于外来压力而接受写作任务，因坚持独立思考以致发生争执的事不止上述两三次。“左派”头目既要利用他的文笔，又不得不对他严加控制，在控制不住时则强行压制直至加以排斥。1972年6月，罗荣渠在写了上述三篇化名“史军”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论后，还曾奉命再写一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论文。他执笔起草前，写作班子内的讨论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实在难以弥合。他的合理建议完全不被采纳，后来按“左派”头目意图写出的稿子却揣摩风向有误，连《红旗》编辑部也看不上，结果没有发表。1973年，《红旗》编辑部又出了一个题目约北大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罗荣渠不是这个组的成员，但仍奉命参与其事。在起草稿前的讨论中，他又独持己见，且坚不退让。会后他起草的稿子被拒绝接受，他又不肯修改，大批判组只得另写一稿送《红旗》发表。
还有一次，因限制罗荣渠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外宾提的问题我方竟另外无人能作出圆满回答。1974年及1975年，拉丁美洲特里尼达总理威廉斯两度访华。威氏是一个学者，他准备写一本有关美洲中国移民的书，此行顺便为写书做一些调查研究。根据威氏要求，外交部两次要北大历史系编写这方面的资料供其参考。罗荣渠是教拉美史的教师，奉派参与资料的编写，并以北大历史系的名义单独写了《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华工概况》一文。1975年2月，威氏在北京约提供资料的学者开座谈会，北大历史系却不准罗荣渠去参加。据说威氏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到明代航海术已很发达，却没有发现美洲，也没有搞殖民征服。到会中方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氏很不满意，他建议以后中方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国学者参加，他还要来同大家辩论。这个问题罗荣渠本可作出圆满回答，但他当时不被允许参加讨论。拨乱反正以后，罗荣渠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的才华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91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哥伦布远航美洲和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学术讨论会，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为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终于全面公开地回答了当年威廉斯提出的问题，应对了威氏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挑战。此文后来由《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斐声学界，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誉为“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15〕。
罗荣渠是1956年调入北大的，而冯友兰前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由清华转到北大。比起冯来，罗是晚辈后学，且不在同一学术领域。罗以在我国开拓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闻名，但他的才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九十年代中期即过早去世。罗在联大历史系求学时，冯是文学院院长，前后大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哲学界蜚声中外的风云人物。因此，迄今未见有人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过。笔者因联大校歌歌词署名问题引发联想，才由冯友兰想到罗荣渠，又由署名问题引发对于作者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否受到外来压力的思考，发现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1976年以前在北大都曾遭遇过强大的外来压力，各自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很有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下面特对比简述他们在外来压力下学术思想丧失独立自主的经过及前后有关情况，以供参考。本文副标题所谓的漫谈“失落自我”，即指此而言。
“失落自我”本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为划分冯一生中的三个时代而使用的一个词语。冯友兰的一生被划分为：“实现自我”时代（1918~1948）、“失落自我”时代（1949~1976）与“回归自我”时代（1977~1990）〔16〕。其中“实现自我”时代以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标志。他的哲学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大放光彩，四十年代更是如日中天。进入五十年代，特别是从他到北大至“文革”结束，则一直处于“失落自我”的时代，但有一个在外力高压下由“半失落”到“全失落”的渐进过程。若借用蔡仲德划分的时段来看罗荣渠，他在1949年只是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学术上的建树还有待起步，思想上还说不上“实现自我”，因而迄至此时之前只能算是逐渐“形成自我”的时代。他参加工作后尚未实现自我就不断受到压抑。1956年调到北大，直到“文革”结束前，他都处于不完全的“失落自我”时代。因他对抗外来压力的韧性极为坚强，发展趋势与冯友兰相左，一直在“半失落”之中不断挣扎，终于从“半失落”中挣扎出来。此后才是他的“实现自我”时代，而冯友兰在同一时段却处于“回归自我”时代。
冯友兰的“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
冯友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学术上“实现自我”一帆风顺，并曾受到“国师”的礼遇。此后，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了适应形势的演变，他“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7〕。不料“最高指示”却告诫他：“……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8〕1952年，他由清华调入北大，由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遭此打击，他在思想改造中不惜否定自己的过去以自赎，被认为有比较显著的表现，才得以过关，1954年底又重新评为一级教授。他遇事“顺着说”，但有时仍故态复萌，说的不合拍，又挨过批。哲学系一直不准他开哲学史通史课，到1959年才让他作为“反面教员”登上讲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环境相对宽松，他在学术上彻底改弦更张，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原有的独立思考已根本动摇。
“文革”开始后，他已年逾七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关进牛棚，在批斗折腾中苦熬。1968年，传出了“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19〕冯从此被放出牛棚，感戴不已，于是屡以诗文主动上呈表示忠诚。
1973年发动“批孔”后，冯被指令担任“梁效”（清华、北大两校批判组）顾问。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署名的《对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此后两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署名“批孔”文章，火力愈来愈猛。1975年又写了七万字的小册子《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大量印发，对孔子全盘否定，很受运动发动者的青睐。冯感到自己的红极一时“是一种幸福”，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确是一种幸福。”“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像是灾难，到觉得确实是幸福，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20〕当时发表的“批孔”文章和小册子不可胜数，但大多以某某批判组、理论组或例如“梁效”之类的化名署名，仅“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就使用过上百个化名，而以个人真名发表者大多为现身说法、反戈一击的头面人物所著。冯友兰以首屈一指的“尊孔派”摇身一变，公开以紧跟的“批孔派”亮相，说明他的“失落自我”已达到顶峰。此时他的作品署名虽未“失落自我”，但其思想已完全“失落自我”。由此可见，是否“失落自我”的标志在于是否能坚持本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在于署名的表象。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冯友兰因受“梁效”案株连再度挨批，加上是年他的夫人逝世，内心的思想斗争与感情的悲伤痛苦，促使他豁然猛醒。这从他为亡妻所撰挽联的下联中可以看出，下联是：“从此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21〕他后来回忆此联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22〕这正是他“回归自我”心态的表白。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完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二十五万字的《三松堂自序》，破伪立诚，新意迭出。《新编》最后一册的《自序》说：在写本册（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23〕。尽管有人对他“批孔”时完全“失落自我”还不谅解，但对他晚年在学术上重新绽放的自由思想无不刮目相看。
罗荣渠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
罗荣渠毕业于旧北大。从最初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到1956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他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诚惶诚恐地接受思想改造，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帮助，却累累被人当作把柄进行批判。特别是到北大后，有人对他主动“交心”谈出的思想活动加以歪曲引申，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他一面虚心检讨，一面反复辩白，但愈辩批得愈凶，逼得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在检讨中忍辱作践，实际是口服心不服。
他初调入北大时只是一般的教员，1960年才评为讲师。从1957年到1959年，他曾被分派给本科生上世界现代史课。在教学中，他主张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教学，必须在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因为强调党性而忽视科学性。但是，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宁左勿右甚至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威胁尤为严重，他经常感到自己的主张难以坚持，深以为苦。1959年秋，北大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教学大检查，他的课是历史系检查的重点，被捕风捉影地歪曲事实进行批判，把他尊重史实的讲授说成是“客观主义”，把他突破教条主义框框采用新资料讲课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把他为进行学术探讨提出的争鸣意见说成是“立场问题”，并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1960年初，历史系结合批判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