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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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曾在《关于知识阶级》中说，这个词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来中国讲演时提出的，而爱罗先珂既是俄人，又恰是用日语来写作。但是，此词传入中国似还要更早，如周作人在1919年3月翻译的一篇英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其中就已用了“智识阶级”。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更是多次使用此词。针对当时“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之情，他主张青年人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宣传民众，动员民众，因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此年9月，李大钊又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指出：“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他号召青年“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直到1925年10月，章太炎在湖南晨光学校讲演时还反对使用“知识阶级”名称，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实则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之差别，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为文化之中梗。”〔7〕此即针对当初李大钊等人强分阶级的民粹言论而发。
由此可见，“知识阶级”一词的出现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李大钊本人曾留学日本，且一直关注俄国形势，对苏俄革命者到乡村动员农民有着深刻印象，并将其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主张混同起来，因而在文章中使用了“知识阶级”一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地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8〕这里，“知识阶级”主要是指那些受过新式教育接近民众的专业人士，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人”意味，即与阶层或专业直接相关〔9〕，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民粹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的涌现，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策略。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已面临困境，社会上有许多教授、名流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并试图通过议会弹劾教育总长，迫使其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致陈独秀最后被迫辞职。《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就称：“旧派欲以专制手段阻遏世界潮流。”5月4日又刊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社论，指出“中国辛亥革命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为只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依然是那种腐败已极的士大夫的原故”。文章将那些居于政治、文化强势地位的政客、学者归为士大夫阶级，将支持新文化的教师、学生称作“知识阶级”，号召联合农工，壮大自己的队伍，“革士大夫阶级的命”。“知识阶级”的标准不是以知识的多寡，也不是以自由浮动、社会的良知等等为依据，而是根据当下的新旧话语权之争来确立的。“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10〕。移到此时，便更能看清其历史天机。在这种策略运作下，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使得新文化人在五四运动中大获全胜。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就称：“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11〕随后的工读互助团、新村主义、平民教育等运动更是此起彼伏。1920年李大钊在《新生活》第二十三期发表《知识阶级的胜利》称：“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胡适的话，即知识界建构民粹主义话语，目的正是为了催生新知识群体的诞生。这种有关知识、进步和民粹的知识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新的话语权力机制（大学、媒体）运作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它所描述的对象，是新文化人借用外来词语来提倡群体意识的一种自我表述。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阶级的胜利”，也就是新文化人的胜利。
在这种民粹话语中，激进知识者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劳工神圣”面前感到道德上的惭愧，声称要到乡村去自食其力，改造灵肉。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说：“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12〕五四学生领袖许德珩在1919年也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13〕甚至有人提出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首先应当消灭知识阶级，如范煜《工学主义》：“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14〕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认为是传播“现代的新文明”的使者，代表了进步和未来，在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先驱角色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的体现，青年毛泽东后来写诗回忆五四前夕的书生意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恐怕比起那些自惭形秽的言论，更能表明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内心的真实思想。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夏丏尊后来也说：“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此，无论激进知识者接受了何种思潮，无论他们是如何鄙薄“知识阶级”，但在其内心深处，这个“知识阶级”就是他们自己。
相对于激进青年，某些自由派学者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常常是指少数高级知识者〔15〕，强调的是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专业知识，充当公共良知的一面。五四周年之际，胡适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希望学生好好读书，认为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1923年，蔡元培因抗议政府腐败而辞职，胡适在一篇支持他的文章中又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16〕文中分称“中年的智识阶级”和“少年的学生”。可见在胡适看来，“知识阶级”的职责是“主持正谊”，学生的职责则是读书成才，因而他反对“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口号。他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也是着眼于个体的局部反抗，而非着眼于一种社会群体力量。正如张奚若后来在《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1927）中所说，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与人生观的“知识阶级”，知识者的共同处只是“增长智识，发展理性，提高思想，传播美化”〔17〕。五四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式微，这与他们自外于青年“知识阶级”，不能满足已被鼓动起来的学生要成为社会中心的要求（这种优越感直到延安时期才被纠正）有着相当的关系。其实，何止自由主义者，那些激进知识人很快也就发现，坚持“知识阶级”的主体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继之而来的社会革命面前，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新的身份属性，就很难避免大浪淘沙的命运。
随着中共在1921年的成立，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中心，对“知识阶级”的阐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话语构成中，“知识阶级”仍然是一个社会实体，但它不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超越的阶层，也不再是全社会的代言人，而是代表着某个阶级。1921年6月，一本在汉口印行、署名田诚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号召建立劳工专政，就曾针对知识者指出：“你们还是做压迫阶级的附属物呢？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呢？这是要你们自己去仔细选择的。”此后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也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乎贵族与平民（农工商）之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这种阶级观点反映了一种历史和经济的理论预设，进一步加强了知识者作为社会有机角色的定位。
早期共产党领袖都是清一色的知识者，十分重视“知识阶级”问题，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们现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知识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担当代表的角色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领导权，“知识阶级”因此是权力的转移和对主体的重新评价。话语主体在这里发生了位移和置换，“知识阶级”从话语的主体变成了话语的对象，被整合为“他者”。这种转换导致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即在不同观点的文章中，陈述主语“我们”和“他们”的分别开始大量出现。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我们”自由派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同年９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这里的“知识阶级”已经只是指胡适等自由派高级学者，即在组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