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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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仁的人一定用哀乐之情去感染人，提倡义的人一定让人明白取予的道理。眼睛能看到的距离不超过十里，却想普照天下的人民，哀乐之情是不够用的；不可能掌握天下的全部财物，却想普遍地施予天下百姓，利益是不够分配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所感动才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从口中发出，眼泪从眼睛流出，这都是内心有了悲痛感情而才表现出来的，好比水向低处流淌，烟向高处升腾，是谁在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声嘶力竭，也不显得悲哀；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也不温和。感情出自内心，声音主满天飞之应和。所以厘负羁送给晋文公一壶饭食，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璧；赵宣子的一束干肉，胜过智伯的大钟。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明爱心，而诚心可以归服远方的人。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就像和朋友相处一样；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威严残酷的国君。态度虽然不同，但在奉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胡人盟誓时用人头骨装酒，越人盟誓时刺臂流血，中原地区盟誓时 血而饮，所用的形式不一，但在表示诚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三苗用麻束发，羌人结扎领子，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短发，装束虽然不同，但对于服饰而言，作用却是一致的。古帝 顼时的法规，如果妇女和男子在路上不相回避，就要在四通八达的路口禳除邪气。如今的大都市，男女相依相偎，连袂而行，但对于风俗而言却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都是表示尊重君王，热爱父母，敬重兄长； 狁的风俗相反，慈爱孩子而对尊长却很威严。鸟成行飞，兽类群处，有谁教它们这样呢？所以鲁国实行儒家的礼节，实行孔子的学说，结果国土被侵夺，名望低下，不能亲近附近的人，也不能让远方的人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鹿皮帽、腰带上插笏版的礼服，也没有或圆或方的面容，可是他在太湖一带战胜了吴王夫差，南面称霸，中原地区的诸侯都率领所辖小国前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匈奴之国，衣不合体，长发拖地，像畚箕那样伸腿而坐，说话多用卷舌音，可是它们的国家并不灭亡，不一定是因为没有他们自己的礼节。楚庄王宽衣长袍，号令行于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粗布衣，披母羊皮裘，皮带系着宝剑，威严在天下树立。难道只有孔孟的礼节才算礼节吗？所以到了某个国家就遵从他们的习俗，到了别人家就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随意犯禁违礼而入，即使到了夷狄裸身之国，走到遥远的异域，也不会有什么困扰。
礼节是对真实存在的文饰，仁慈是恩德的验证。所以礼节应根据人的感情来节制文饰，仁慈应该是仁心在容颜上的自然流露。礼节不超过真实存在，仁慈不超越恩德的限度，这是治理社会的办法。规定守孝三年，这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结果只得用虚伪的感情来应付。规定守孝三个月，这是断绝人的哀情，不切合人的天性。儒家、墨家不探究人类感情的变化规律，却务求实行违反人之常情的礼制，规定守孝期限和孝服。悲伤哀悼出自内心的真情，葬礼对得住父母养育之恩，不勉强人们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禁止人们做不能停止的事，礼节的规定恰如其分，诽议和称赞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古人不是不会制定繁琐的尊卑进见礼节和表演《采齐》、《肆夏》那样的舞乐，而是认为那样旷日持久地烦扰百姓毫无用处，所以制定的礼节足以表明真情就行了。古人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和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歌舞，而是认为那样耗费钱财，扰乱政事，所以制定音乐足以抒发欢愉之感就行了。这样既抒发了喜悦之情，又不至于因沉溺而迷乱天性。古人不是不能动用国库储备、劳民伤财，让死者含珠宝、裹玉衣，来为死者送葬，而是认为这样做只能是让百姓穷困，毁了生业，而对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足以掩盖遗体就行了。从前舜帝死在苍悟，各地店肆照常营业；禹王东巡死在会稽山，农民照常耕作。他们算得上懂得生死的分别和奢俭的分寸的人。乱国就不是这样了。说的和做的相违背，感情和外表不一致，礼节繁琐，音乐淫乱而失度，崇尚厚葬而危害活着的人，长期服丧而博取孝行。因此世风污浊，因而诽谤和称颂的事就在朝中萌生，所以圣人废而不用。
义，就是遵循事理而行为适宜；礼，就是体现感情而节制文饰。义就是适宜，礼就是得体。从前有扈氏拘泥于义而被启杀死，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时宜；鲁国以礼法治国而一天天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只知道礼而不知道礼要用得得体。有虞氏的礼法，社神用封土之法，在室内祭祀，深埋于耕地之中，舞乐用《咸池》、《承云》、《九韶》，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社神用植松之法，在户内举行祭祀，送葬时棺柩四周围上帐幔，装饰扇状饰物，舞乐用《夏 》、《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服饰崇尚青色。殷代的礼法，用石头做成社神，在门内祭祀，葬礼时在墓上种植松树，舞乐用《大 》、《晨露》，服饰崇尚白色。周代的礼法，社神用栗木，在灶间祭祀，葬礼时种柏树，舞乐用《大武》、《三象》和《棘下》，服饰崇尚赤色。四代的礼乐都有变化，服制也不同，但都恰当地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人伦关系。如今仅仅根据一个君王的法典，而去否定历代相传的礼俗，那就好比胶柱鼓瑟了。所以圣明的君王制定礼义来作衣裳，分清礼节来作衣带。衣服能遮体就行，要根据常规，宽松舒适就很好，不必追求美丽的样式而着意裁剪缝制。带子能扎紧纽绊收束衣襟，系得牢固就行，不用急切讲究绣上圆转方直的花纹图饰。所以说制定礼义，是为了推行最高的道德，不能拘泥于儒家、墨家那一套礼法。
所谓明，不是指能看见别人，而是指能看清自己；所谓聪，不是指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是指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所谓通达，不是指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了解自己。所以说身体是道寄托的地方，身心有所得，那么道也就有所得。得到了道，那么看东西就明晰，听声音就灵敏，说话就公正，行动就顺遂。所以圣人处理事情，就如同巧匠砍凿榫头榫眼一样，又象厨师宰割牲畜，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不是榫大眼小安不进去，就是榫小眼大，安上去不结实。心神不宁，手就不听使唤，越做不好事情。圣人处理事物，解剖它们，分析它们，既能让它们散乱，又能让它们统一。离开了根本的让它们回到根本，已经雕琢过了的让它们返朴归真。集合而为道德，离析而为仪表。这样进入幽冥之中，就能不露形迹。靠礼义来节制人们的行为，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天下呢？世上所谓明白事理的人，大多离开道德这个根本，说：“礼义足以治理天下。”这种人是不值得同他谈论治国之道的。
礼义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规习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好比祭祀用的刍狗和求雨用的土龙，最初用青黄色构成花纹，用有花纹的丝帛镶边，用红色丝绳缠扎，尸祝穿上黑色祭服，大夫戴上礼帽，庄严地迎送它们。用过以后，就视同泥土草芥一样丢掉，还有谁以为它人贵重呢？所以在舜帝时，有苗不归服，舜就修明德政，停止战争，化干戈为玉帛，以此来感化三苗。大禹时代，洪水泛滥，禹就让人民聚积泥土和柴草，选择丘陵居住。周武王讨伐纣王，用车载着父亲西伯姬昌的神主前去征战，消灭了纣王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所以武王为文王守孝三年，以示继承发扬文王的美德，感召人心，从此有了三年之丧失礼节。大禹时遭受洪灾，忙于修筑堤防堵截洪水，所以死后立即安葬。这些都是顺应世情和客观情况而制定的礼节，是适且的。现在如果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举着大锄和锹起舞，只知道三年之丧而非议一天之丧，这等于认识牛而不认识马，认为徵音好听就说羽音难听。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事物的变化，这就好比拨动一根琴弦就想奏出《棘下》古乐一样。用古人根据当时客观情况制定的礼法，来用于变化了的时代，就好比冬天穿夏布衣而夏天穿皮衣一样不合时宜。校正一次弓弩，不可能发射一百次，一件衣服不能穿一年。弓弩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随时调整，衣服必须根据寒暑变化而更换。所以时代不同了治国之道就得改变，时代变化了，风俗也随之变化。所以圣人根据时代的客观情况来制定法规，顺应时势治理国家。古代的圣王，在泰山祭过天，在梁父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制定的法度不同，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时世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已经制定的成法，而应该效法他们立法的原则。这就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法度。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法度，这就是最可珍贵的。所以瓠梁的歌是可以跟着唱的，但他唱得那么好的奥妙却是不易掌握的；古代圣王的法度是可以观摩的，但是他们制定法规的根据却是难以探究的；雄辨家的言辞是可以听到的，但是他们能言善辩的原因却是难以明确的。淳钩宝剑不值得爱惜，但欧冶的铸剑技巧却很可贵。今天的王乔、赤诵子，呼吸吐纳，忘形弃智，怀朴归真，遨游玄眇之境，和上天相通，终于成仙。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成仙之道，又不懂得他们养气存神的奥妙，只是模仿他们一吐一吸，时屈时伸的动作，这种人不可能升天成仙，这是十分明白的。五帝三王，他们渺视天地万物，视生死如一，认定万变不离其宗，怀抱着无所不通无所不容的博大胸怀，洞察万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为伴。现在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治世之道，又不懂得他们清纯玄妙的精神，只是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这种人不能治理天下，也是明白无疑的。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铸剑的技巧；得到百匹良马，不如得到伯乐相马的方法。”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小的道是没有长短的。所以圆的天是不能用圆规在测度的，方的地是不能用矩尺来丈量的。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叫做宇，道在宇宙之间，但不知道它存在的处所。所以目光短浅者不能和他谈论大，智慧不广者不能和他讨论至极。从前冯夷得道，潜入大河；钳且得道，居于昆仑；扁鹊以道冶病，造父以道御马，后羿以道射箭，工垂以道雕琢。他们做的事情不同，但所遵循的道则是一致的。接受道而通达事理的人，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好比共用一个水塘灌溉田地，他们得到的水是同源的。现在杀了牛来烹制牛肉，有人做成酸的，有人做成甜的，或煎或熬，或烧或烤，调味的方法很多，但是牛肉都来自同一条牛。砍下 楠豫樟，分解加工，有的做棺椁，有的做梁柱，或剖开，或锯断，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