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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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　

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　

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　

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　

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　

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因为那到底是一个人，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他可以是个圣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　

我们怎么可以容让一个凭血统而握有权位的人去监督人民普选产生的领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为例，他勤劳爱民，生活作风、文化品味俱有足以为天下法的崇高声誉，他甚至曾以个人威望逼走了政变军头，但这是　

否表示他永远正确？他的继位人也是永远正确呢？在这一次的军事政变里，他容许军方逼走几个月后就要下台的总理，难道是维护了民主　

的正常发展吗？他信纵有百般不对，到底不是当年杀害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军头，难道就不能多等几个月让国民决定他的命运吗？　

　　　所以泰国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几近拥握实权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体制之福，还是它的风险所在。　



　　　　　　　　　　　　　　　　　　　　　　　　　　　　　　　　原题为“支持政变的民主卫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4日　



国王与我　



　　　泰国王室何以有那么崇高的声望和权力，一直是政治社会学界的议题。许多人把原因归在普密蓬个人身上，说他爱民如子，引进多项　

改革，促进了泰国的现代化。其实这种讲法既没有看到曼谷王朝百多年来的历史作用，也忽略了泰王在开放西化之外的保守与传统。　

　　　和所有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泰国人也很喜欢强调自己有种与别不同的“泰国性”（Thainess），并且认为这是从传统那里自然而然地承传　

下来的，值得自豪，需要捍卫。但是也和所有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传说一样，所谓的“泰国性”其实也是种历史很短的现代产物，是它从传　

统王朝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时一并构造出来的。　

　　　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前泰国学运领袖彤才·维尼察古（ThongchaiWinichakul）在他的经典著作《绘图暹罗》（SiamMapped：AHistoryofthe　

Geo…bodyofaNation）里说的就是这个“泰国性”的生产过程。其中有几个地方提及泰国王室，相当有趣。　

　　　原来泰国王室虽然一直是暹罗地区的最高强权，但它并非唯一的王室，至少在泰北就有驻都清迈的兰那王朝。虽然后者也得向曼谷称　

臣。但是彼此各有权限，边界模糊。在欧洲列强侵入东南亚之后，各方势力逼迫暹罗成为一个疆界清楚确定的现代国家，曼谷王室才成为　

泰国不可争议的唯一统治者。因此在泰国人的心目中，从自有“泰国”这个称号始。王室就和佛教并列，成为界定“泰国性”的传统支柱。　

　　　泰国在政治上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她乃整个东南亚唯一未曾沦为正式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在官方的历史教育里，这个值得骄傲的奇迹　

是泰国历代国王的成就，他们审时度势，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做最精明的决定；在与英法和随后的日本等列强周旋，进退有据。因此泰国的　

独立，本身就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存在。　

　　　看过《国王与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里那位非常开放，接受英国女教师教育长大的太子就是后来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　

（Chulalongkom，1853…1910）。他和他的继承人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技术，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样，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以为泰国王　

室在紧守传统价值之余，也是泰国西式的“现代化”的推手。　

　　　诚然，王室是外国文化进入泰国的阀门之一，只是他们同时也过滤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布政党和议会政治并不　

适合泰国。他的儿子瓦栖拉兀（Vajiravudh，1881…1925）更认为现代经济学也是违背传统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经济书的出版。可见王室　

在协助建立“泰国性”的时候是很小心的，他们自有一套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泰国的标准。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　

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原题为“泰王的地位”，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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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一点说明：奥运期间，原来连普京都要去哀悼的索尔仁尼琴也是我们的禁忌。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先后在三份媒体间流过，从广州去到上海，每回都是在最后一刻被　



撤了下来。谢谢《财经》的杨大明兄，让它最终能以缩略版的面目在纸媒上和大家见面（缩略的原因纯粹是版面字数所限）。也要谢谢中间经手过的各位编辑；你们　



的理想我尊敬，你们的局限我同情：真的。拙作本已错过最佳面世时机，但有鉴于大部份人都单向地为索氏叫好，故再以完整原貌贴在此处求正方家。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　

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　

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　

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　

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　

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　

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　

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Rev）所说的，许多发生　

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　

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　

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　

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　

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　

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　

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　

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　

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　

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　

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　

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　

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　

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　

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　

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　

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　

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