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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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
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
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
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
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
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
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
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
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
，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
，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
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
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
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
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
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
。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
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
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
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
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
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
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
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
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
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
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
，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
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
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
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
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
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
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
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
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
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
。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
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
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
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
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
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
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
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
。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
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
”。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
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
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
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
；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
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
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
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
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
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
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
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
，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
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
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
’。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
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
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
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
，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
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
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
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