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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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2）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 尽管张学良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使东三省沦入日手，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如果允许东北军奋勇抗日，结局就一定不是这样的吗？在国土失陷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就一定是毫无责任的吗？撇去其他资料不谈，仅看胡适日记里透露出的只字片语，似乎就很难说。 1933年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实际上，胡适在他的那篇六千长文《全国震惊以后》里就已经这样说了：“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崩溃的。” 接着，胡适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除了“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外，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恋栈”、“纵容汤玉麟”、“准备不充分”、“未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等，都是造成东北军军力如纸一戳即破的原因。 胡适不愧为一个研究者，在国土失陷国人一片谴张（学良）声浪中，他冷静地分析研究表面的、深层的缘由。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他所列举的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有一个他个人的思考，他没有说，那就是关于“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在距热河失陷一年后，胡适在与友人论及张学良杀杨宇霆一事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4年2月11日 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胡适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宇霆原是张作霖的左右手，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与敬重。胡适在日记里还曾举例说明： 卢乃赓说，张作霖对人常作丑骂。但对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他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说，“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正因为如此，在张作霖被炸死而由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他仍然骄横狂妄而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甚至权倾朝野觊觎东北军掌门人之职。所以，张学良动了杀心。不过，念及往日旧情，他还是有些不忍，竟以抛银元看正反的土办法来决定杨的生死，试图以命运来消解内心的不安。胡适在11日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王化一谈：汉卿最近对他谈一事：他说他的公馆楼梯下大保险柜内有两件东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议员床次收到汉卿捐助选举运动费五十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袁头的银元。 ……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3） 那块银元是汉卿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他恨杨跋扈，决心要杀他，但终不忍下手。一夜，他在卧室内，筹思不决，忽取银元卜之，暗视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三掷，袁头皆向上，他不觉泪下。他的夫人于凤至很诧异，问他所以，他说，他要杀一个人，三卜皆赞成杀，故伤心泪下。她说，杀人是大事，不可过信卜卦。她取银元也试卜之，两次皆袁头向上，第三次银元落在床上，她向床一看，也下泪了，因为这回也是袁头向上。杀杨之计就决定了。事后汉卿把这块银元封在保险箱内，外人无知者。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党羽常荫槐被枪杀。 对于张学良个人来说，他的“杀杨”行为巩固了他在东北军尚不稳固的首脑地位，大大树立了威信。同时，也使南京政府对他的魄力和胆识刮目相看；对于东北军而言，伴随着杨宇霆的被枪杀，以杨宇霆为首的东北军里的亲日派、守旧派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北军的军令、政令得以统一。 当然，张学良本人是不会以杨宇霆阴谋篡权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杀杨的，他公示天下的理由是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他在杀杨、常之后的“通电”中说：“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 张学良所说的“统一”是在杀杨之前刚刚完成的“东北易帜”。1928年末，青天白日旗帜在东北大地上开始飘扬，这预示着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而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东北而言，它不再孤立于中国版图，开始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从而摆脱了上有苏俄的虎视眈眈，旁有日本的野心勃勃的尴尬，同时也扩大了地盘（河北省划归东北），由东三省扩张为东四省。然而，亲日的杨宇霆与日本人总是纠缠不清，或者说彼此“勾结”，这不免让张学良痛恨不已。 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之时，就曾经因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及蒙古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而头痛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他采取了“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策略而招致杀身之祸。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又将问题抛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方面继续父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盟，从而以“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搪塞推脱。 阻挠东北易帜挫败后的日本人，很不甘心，再派人与张学良交涉，仍吃了钉子碰了壁，遂转向与杨宇霆密谋。据说日方已经与杨宇霆在铁路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就在这节骨眼上，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张学良彻底失望的同时，也萌生了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所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便有了依据。 另外，张学良既然是以“破坏统一”的理由杀杨宇霆的，那么，杨宇霆一定是不情愿东北易帜的，如果他不死，自然也不会情愿日后与蒋介石联盟。如果东北不易帜、不与蒋介石联盟，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