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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鯯criberwriter意为“画字符的机器”。张爱玲的本意是说赖雅与她一样都是作家，在此是自谦自嘲。后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更嘲称赖雅是没有作品的作家（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台湾《中国时报》副刊，1995年9月12—13日）。。八月间我们在纽约结婚——极简单的登记结婚，所以也没有通知亲友。现在我们又回到MacdowellColony来，我的小说大概在冬天可以写完。此后我想写另一个长篇，背景是战前至胜利后的上海。虽然已经计划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因为需要较繁复的心理描写，叙事又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这在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应征GuqqenheimandEugeveSaxtonFellowships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应征要至少七个保证人。不知您能不能给我做Reference？证明人，介绍人。SaxtonFellowship是没有时限的，但是Guqqenheim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应征。我想请您考虑后就写个便条给我，顺便希望您告诉我一点近况。您和胡太太谅必都安好。我有个短篇小说在下一期的TheReporter上，刊出后我立刻给您寄来。　　　　　张爱玲9月9日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二月里离开纽约”后，与胡适“几年不通消息”，直到1958年。这封信的存在，证明她记忆有误，也许是她在遵循“作家永远在创作”的原则。　　　　　这封信告诉我们，那次胡适到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时，她的去向尚未定（所以她未跟他说），而她离开纽约前也并未向他道别。信中所说希望在麦克道威尔完成的长篇小说即《粉红的眼泪》。该作虽然按计划完成，可是书稿却被出版她英文版《秧歌》的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退回来了。可能张爱玲对这部作品用功太深、抱的希望过大，故而所受打击匪小，以致病倒，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才得以渐渐康复。而《粉红的眼泪》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才以《北地胭脂》之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　　　　　《粉红的眼泪》虽然遭遇挫折，张爱玲却未停留脚步，她仍照原计划开始写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长篇”，英文名为ShanghaiLoafer，可译作“上海白相人”。可是稿成后，出版又是一个无着落。张爱玲虽然不可避免地再次沮丧，但显然较前有了心理准备，在赖雅的日记里未见她为此病倒的记录。发表在TheReporter（《记者》）杂志上的是《五四遗事》，虽然不可能有与长篇出版可比的喜悦，但由她将此写信告诉胡适来看，多少也是个安慰。　　　　　张爱玲向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的申请似都未成功，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张爱玲在1958年春天与赖雅一同向一个叫亨亭屯·哈特福的基金会办的艺文作场提出了申请。　　　　　张爱玲又一次写信请胡适做她的担保人。胡适的表现是有求必应，马上答应了张爱玲的请求；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从表达，只写了封短信去道谢。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又做担保人（2）　　　　　　　　　胡适在1958年4月离开纽约转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所以张爱玲此番与胡适联系的日期，即应在二三月里。　　　　　张爱玲夫妇7月份收到亨亭屯·哈特福批准的消息，但入住则要等到11月份。10月下旬，他们收拾停当。他们所有的家当全部收缩在10只衣箱和30只纸盒内，其余的都卖掉了。他们随即向亨亭屯·哈特福进发，中途曾在纽约作暂短停留。而就在那时——10月30日下午一时，之前回到美国的胡适，又自纽约起飞，再回台北。要不然，张爱玲也许会偕夫婿去拜见胡适。而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即应是指这一次。　　　　　张爱玲接着又写道：“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这“好些时”时为四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言“去年”之事，指的是1961年11月6日，美国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召集其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相聚台北，举行“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湾的主持人哈利·施密特邀请胡适在开幕典礼上作20分钟至半小时的讲话，并指定演讲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本打算提前一天写篇英文讲稿，可因太太新从纽约抵台，上下午各有几批客人闻讯登门。虽是来看太太，但胡适不能不作陪。讲稿只好挑灯夜战，一直写到凌晨二时。不料祸从口出，所讲内容见诸媒体后，竟遭来围攻。一般的斥责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叛徒”；离奇的控告他是“在为共产主义铺路”；更有甚者，诟骂他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面对此狂风暴雨，胡适没有正面反击。他在30年前写给杨杏佛的信中有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应对办法之二是他效法歌德。歌德自言每遇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总勉强从事离其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所以在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便每日研究中国文字。胡适如法炮制，他读《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写昔日大同缠足风盛的文章——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要在后街解开裹脚布，赤脚供人观赏，谓之“晾脚会”——而兴趣盎然，还将剪报夹进日记里。　　　　　胡适有此自我安慰法宝，照理该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可是就在11月12日，也就是他大会发言后6日，他的心电图就出现了异常，心左室血管似有阻塞症状。医生叫他五天之内要完全休息，且每天待在床上不得少于12小时。可五天后症状不见好转，11月26日凌晨3点，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吃两粒强心丸方气平睡去，早晨却又咯血，于是住进医院，一住45天。　　　　　虽然胡适此病乃是旧病，1960年春天，即因相同症状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可是旧病复发，也不能不使人揣测他还是因为受了刺激。而他出院刚一个半月，便又与会，偏又发言，偏又言及不快之事！他固然肚大能容难容之事，可他的心脏却受不了了。在会上他说着说着便倒了下去，而竟至于一死。　　　　　张爱玲看到噩耗，大概是因为在她的感觉里，他早已属于历史。历史人物逝世？听来不免荒诞，所以她一时间惘然还要胜过悲伤，一边又不免揣想：“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胡适在遭人围攻及生病住院均见诸报端，看来张爱玲对此都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许她知情，但以知己之心、以她的性格为他着想——既然不为时人理解，那样地被人侮辱，死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像她16岁那年她母亲从法国回来后，看着她生活中笨拙的样子对她说的话：“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何况他死的过程时间很短，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她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也许指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