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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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学院的职务，而且态度坚决。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口气强硬地说：“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既便如此，蔡元培也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自己还在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辞职，随即，他也辞职了。他俩又一次共同进退，显出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被“民盟”开除了重返北大时，胡适恰逢虚岁40岁生日。那天，也是北大校庆日。北大师生和北平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为他祝寿，也欢迎他回到北大。 这个时候的北大，代理校长是蒋梦麟，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为当年蔡元培的左右手，胡适与蒋梦麟立志要复兴北大，而复兴的基础是经济。于是，胡适又得倚仗蔡元培了。 实际上，胡适与蔡元培自从上海分手后始终书信往来频繁。二人同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有更多的公务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蔡元培是该会董事长，蒋梦麟是副董事长，胡适任名誉秘书。 为筹措办学经费，胡适到京仅一个月后又返上海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1931年1月上旬的连续几天，胡适的日记里都有此记录，如：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培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 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 1931年1月10日 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写成已近两点了。 胡适所说的“稿子”，实指他在9日那天常会上的谈话。会议根据他拟订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此事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从中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在外人眼里，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几乎没有分歧而总是态度一致。然而，1933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俩的“决裂”。 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个组织本就是在上海的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蔡元培自然是上海会的副主席（主席宋庆龄）。胡适、蒋梦麟等人是北平会的负责人。 北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即招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的斥责，指其“既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又不于开会前通知本会及当地政府请求许可”，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胡适反驳，强调合法。远在上海的蔡元培也同时对外宣称，在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胡适。这个时候，胡适与蔡元培一北一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3） 但是，北平的同盟会与上海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胡适参加同盟会的初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等人是不同的。他更注重法律问题，所以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遵守法律，一面又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和别人的法定权利。”而上海同盟会更关注解决政治问题。 当上海同盟会提出“应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时，并没有得到以胡适为首的北平同盟会的积极响应，他甚至直言反对此做法，说“民权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在3月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报，题目是“沪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就这样，胡适被开除了同盟会会籍。 对被开除本身，胡适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他对蔡元培甚是不满。因为在开除他会籍的文件上不仅有主席宋庆龄的签名，也有副主席蔡元培的签名。这不仅被外人认为是胡适、蔡元培反目的开始，也让胡适感觉难堪。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1933年3月4日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不仅如此，他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直抒内心愤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 数日后，胡适接到蔡元培的回信。读了此信，他对蔡元培的不满全然消退。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3年3月21日 蔡先生来一信，读之甚慰。 蔡元培在信中说：“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原来实际上，蔡元培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只是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从中可看出他俩虽然在很多时候总是共同进退，但总的说来，胡适更为主动，而蔡元培稍显被动；胡适更为积极，蔡元培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稍显畏缩；胡适敢说敢干，蔡元培顾虑似多。 胡适对蔡元培的尊重也表现在当他获悉了蔡元培的真实想法后，听任外界对他俩关系的闲言碎语，未将蔡元培给他的信公开以示自己的正确，而是将其深藏以维护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形象和威信。 如果说共同参加同盟会是胡适和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的话，那么，这次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合作。 胡适与蔡元培分属两代人，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都有不同，性格为人和处事方式也存在差异，那么，他俩又缘何能够亲密合作十多年，私人友谊更是维持了数十年？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因病去世，次日，正在美国的胡适得悉消息后，立即展开日记本。从他在日记里对蔡元培这个人所作的总结，似乎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1940年3月6日 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蔡元培去世后第六年，胡适继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会忘记他与北大结缘是因为蔡元培。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对北大都是充满感情的，即便后来离开大陆身在海外，他仍然心系北大，甚至在他临终前的遗嘱中，也不忘将当年匆忙离京未得带走而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图书和文件悉数遗赠给北大。他去世后，他的身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自1928年6月始，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他去世。其间，胡适为他出谋划策，诸多建议提案被蔡元培采纳。此时，胡适虽不是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但因为蔡元培而始终关注着研究院的发展。1958年4月8日，胡适自美返台就任研究院院长，直到四年后去世。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1）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 1921年7月中旬，胡适离开北京，乘火车到上海去。此前一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多次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同意接替他就任该所所长，可因胡适不愿放弃北大教职，高梦旦退而求其次，请胡适南来，到所里看看，说是帮他们出出主意，“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其实还是指望胡适到实地考察后能动心。 胡适趁着北京大学放暑假，到商务印书馆待了一段时间，与馆所高层聚商，又参与馆所一些会议，虽然他仍主意不改，却也不能不为高梦旦等人的诚意所打动，努力寻思物色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以使自己心安地脱身，可是他“一时实想不出人来”。这个时候他“去访马寅初，谈甚久”。 马寅初年长胡适九岁，早胡适四年赴美留学，是胡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不过在胡适入哥大的前一年就毕业了。又在胡适毕业回国入北京大学的前一年，做了北大法科经济门的教授，这样两人成了同事。 一年前，马寅初向北大请假一年，应邀赴上海、杭州考察经济，同时兼做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讲师，此时还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顾问的头衔。 胡适访马寅初，固然是老同事异地欢聚，所谈也几乎不可能不涉及编译所所长人选。两天后马寅初请胡适吃饭，在座的有郭秉文等人，郭就动员胡适留在商务。 胡适在上海，还惦记着北京大学招考的事，8月10日那天到兴业商行去找马寅初未遇，去见过一个朋友后，再去找，这回见着了，只是为了谈招考的事情。胡适是想请马寅初担任招考事，可是不知为何，马寅初却没有答应。胡适只有自己干了： 1921年8月17日（星期三） 今日为北大考生报名的最后一日，又是江苏省教育会开大会的日子，我本答应教育会中人说，今日我们大学定有人来管报名的事。不料北大派来的徐之杰到今早还没有来。我只得自己去到教育会办报名的事，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报名的凡五十二人，又拟了几张布告，排定了体格检查的次序，作详函与牛医生。到晚十时始完。 郑铁如昨日从汕头来，本拟今早北上带家眷南下，到车站始知津浦铁路被水冲坏了，断了二十多里。他到教育会来看我，我留他在上海帮忙，他答应了。 1921年8月20日（星期六） 七点半，到仁和里，与铁如同到第二师范。昨夜终夜大雨，又大风，路上树木有许多被吹倒的。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九时开考，上午考国文，下午考外国文，到考的一百零四人。 1921年8月21日（星期日） 八时到第二师范，门外自昨日已水深二尺余，马车轮的大半没在水中。九时十分开考。今日考至下午六时，各科都完。……此次幸有铁如在此，否则很不容易办了。 胡适在日记里并没有因马寅初不肯帮忙有一字怪他。考完第二天，胡适以北大名义公宴招待帮忙招考的十多个人（实到五六人），也请了他的好友任光和马寅初。 从胡适日记中看他与马寅初的关系，胡适入北大的最初两年里，两人很少往来，因为直到1919年11月，马寅初的名字才首次在胡适的日记中出现。而在此后半年时间内，他们往来也只三次，一次打牌，两次交谈，似乎还停留在君子之交的水平上。而1922年为北大教务长人选，胡适与马寅初的关系经受了一次考验，有马寅初传记说马寅初战胜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段记载： 1922年7月3日（星期一） ……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