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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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关这一代人的编年史解释说：“数量庞大的学生一旦到了大学以后，就立刻就压倒了等待他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结果是这些人就在伯克利、波士顿、奥斯汀、纽黑文和安阿伯这些地方开始从事自己的社会化活动。正式生和旁听生的社团围满了一流大学，就像围着100个太阳的黑子阴影一样。”在像安阿伯和麦迪逊这样的小城市中，学生、工作人员和靠他们为生者几乎占了30％。“青年人不再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社群。”在这些青年的“聚居区”中，垮掉的一代建立起了家园。
当然，事实并不完全这样简单。虽然垮掉的一代输出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信息，但60年代的政治并非来源于他们。垮掉的一代中有些人适应了新的术语和关注事务，而另外一些人，最明显的是克鲁亚克，却不能认清年轻人的反崇美主义情绪。一位历史学教授西恩·威伦茨（伊莱亚斯·威伦茨之子）回忆说当他父亲的书店在60年代中期搬迁时，许多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人都帮了忙，后来还举行了庆祝会。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中午消息从哈莱姆传来说马尔科姆·X刚刚被杀了。屋子的所有人都十分惊异，然后，气氛显得紧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勒罗伊·琼斯立刻停止了手上的种种事情。我感到格林威治村再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第二次我在书店中看到琼斯时，他的名字已经被改成巴拉卡了。
然而，垮掉的一代却变成了公路与衰落的城市这一时代中的放浪形骸的信使。他们不是郊区的居民，但他们对不适宜人住的城市和新的公路这样的现实也有所反应。一旦60年代的文化爆炸烟消云散之后，50年代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垮掉的一代不仅扩大和总结了民众化的“非道德”倾向，用马尔科姆·考利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助长了以消费的伦理道德来代替劳动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也预见了美国的非城市化，废弃城市而代之以小的中心、郊区、大学城和边远地带。在城市的伸延时期，垮掉的一代是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1956年，H·斯图尔特·休斯对文化界做了观察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过时了吗？”H·斯图尔特·休斯是一个有名的反智主义者，为麦卡锡主义所困扰，他相信美国没有为“自由沉思的头脑”留下空间。可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缩小了。更有甚者，正在膨胀的大学和政府机关雇用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活动范围相对缩小的社会和时代。”被“依从”这个“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压力”所压倒的美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休斯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在一些题为《知识分子：衰退萎缩了吗？》或《知识分子的没落》的文章中，许多评论家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小亚瑟·施莱辛格总结道：“1953年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量事实。”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
早在10年前，战争结束之时，《党人评论》就已经提出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牛顿·阿尔文在1945年宣称，作为“管理革命”的成果，一个新的“美国学院形态”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新一代人为了“成果”和事务管理而放弃了“广泛的、奇异的、冒险的及人的研究”。因为有了学术领域和相关学术领域，有了委员会和组织，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正准备把“我们的文学传承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令人信任的基础上”。另一位评论家也表示赞同；过着庸常生活，并按照习惯思维思考问题的大学教师正逐步淘汰自由作家、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以及前卫知识分子。“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像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
这些哀叹也许都成了些陈词滥调。知识分子始终被自己所困扰，不断地哀叹他们的无能、堕落，或者是死到临头。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叹仅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然而，这种怀疑论也许太相信，或太宁愿相信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了。为了避免走极端，怀疑论也必须对自身表示怀疑。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二战后的岁月显示出了在两类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大学教师和专家面前，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退却了。当然，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为了郊区的家园和设备齐全的办公室而放弃他们的城市里的公寓和简陋的阁楼，但是在50年代，这种趋势加速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之动心。到50年代末，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本质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是一些通俗杂志都满是高谈阔论，这些杂志一度在校园外也能看到。《党人评论》本身，作为不恭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象征，最后也落人大学教师的手中，它的编辑大部分都是英文教授。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明显地感觉到下一代人感觉不到的东西，即他们生活的重新构建。当艾尔弗雷德·卡津回忆起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的那几年时，他这样说，“过去我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员，一个完全不依附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作家和一个在大萧条中期自学成才的、偶尔去夜校讲课的教师……”对于在60年代以及60年代以后成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甚至都没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像菲利普·莱福、艾尔弗雷德·卡津以及欧文·豪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做了几年的自由作家和编辑以后才成为教授的。
其他人，像路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或德怀特·麦克唐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由自由撰稿人变为教授的过程及其后果。马尔科姆·考利回想起，在20世纪初教学和写作是“分离的两个世界”；但是，今天作家的角色再也不是“独立的手艺人”，而是教授，政府或编辑部的高收入雇员。
变化的迹象似乎随处可见；大学和全国性刊物急需雇用知识分子：卢斯出版集团或《纽约人》都会给德怀特·麦克唐纳、艾尔弗雷德·卡津、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还有其他许多人发去邀请。一些大的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和前卫作家创办了“小”杂志。袖珍本书籍出版社创办了《发现》；阿尔文出版社创办了《新声》，双日出版社创办了《新作家》，而发行了米基·斯皮兰著作平装本的美国新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了最成功的系列刊物《新世界写作》。其中的一期讨论的是“琼—路易斯”的《垮掉的一代的爵士乐》，这是克鲁亚克未出版的《在路上》的一个摘要。
对于芝加哥的一个散文家伊萨克·罗森费尔德（1918—1956）来说，这些发展表明了贫困和抗议的知识分子生活已经属于过去。“作家很少像过去那样站出来抗议这个世界，而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故作姿态，这是危险的。”即使收容了贫穷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波西米亚群落也有了革新迹象。“小阁楼仍然存在，但是租金上涨了。”
然而，怀旧不能歪曲历史。如果一些知识分子相信新的形势暗含着堕落，那么，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意味着进步。像特里林、里斯曼和贝尔这样的批评家——这名单可以轻易地扩大——称赞并接受了这新的现实。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3年有关知识分子的一次讨论中说道“在许多文明世界都出现过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头脑和想象……屈从于趣味和敏感”。
他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在美国，这种屈从现象一度是看得见的。”经济的繁荣削弱了众所周知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趋附于上层社会”。即使是过去受到嘲弄，收入很低的教授现在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和丰厚的薪水，这使得教育事业对那些曾经对此抱以蔑视的人又具有了吸引力。现在选择了大学教师生活的特里林教授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人不能不被富裕学生的人数打动。”
特里林的评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1952），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被大量引证的《党人评论》专题论集中，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新的地位而欢呼。这本专题论集的编辑表明仅仅在10年以前，知识分子还时常痛斥美国社会的庸俗和空虚。“然而，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向，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管好坏，大多数作家不再认为疏离是美国艺术家的命运；相反，他们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反叛者和流亡者”。
一些辩护者，包括菲利普·莱福和诺曼·梅勒在内都不同意这种观点。莱福对“波西米亚的文化人或无产阶级”的流逝进行了反思，它是战后繁荣的结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使知识分子融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生活”。对莱福来说，知识分子现在是从内部审视美国社会的。“我们正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被很恰当地描述为美国知识分子圈层的市侩化过程。”
然而，持异议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卫·里斯曼评论说，知识分子“已经来到了，他们值得重视”，像特里林一样，他欣喜地提出富裕珍藏着文化。“知识分子以前的敌人有许多来自上层社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现在都“从事”文化。然而，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固着在欧洲模式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更有赖于“一个正在扩大的敌对面的圈子而不是正在扩大的支持者的圈子”。马克斯·勒纳把他的自传当作一个“展览”拿出来。他那时正在致力于美国文明的研究，这一研究早在10年前他自己本应该判断为“伤感的、从众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但是，时代变了，而且他对美国的“长期压抑着的”爱最终被“释放”出来了。”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重视，他们也应该受到重视，原因有几个。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广阔的文化天空中隐约出现。他们从外部审视文化生活的专业化，这是他们的后辈无能为力的；而且，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通常出类拔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