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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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减少肤浅的噱头与僵硬的说教。中国的大文人应该踏入这个场子了。这也是郑也夫的呼吁，他自己已身先士卒，进入角色，其重要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定价270元。《游戏人生》；海南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定价1280元。）
熔铸古今 雅俗共赏
？ 陈蒲清
汤可敬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融合古今研究成果，把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拓宽了《说文》研究的新局面。
各门学科的研究历史有长有短。历史短的学科，容易创立新说，但其难处是缺少可供参证的学术积累。历史悠久的学科，学术积累深厚，但要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确很不容易。《说文解字》问世已经将近两千年，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从传世的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算起，也有了一千多年历史。近人丁福保汇编《说文解字诂林》，搜辑从徐铉、徐锴到清代段玉裁等的著作共两百多家，后来又增补了近代的研究著述。现当代也不断有专著问世。可见“说文学”学术积累之深厚。如何对待这么丰厚的学术积累，便是摆在《今释》作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显示了作者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一是原文校勘，参校众本，择善而从，可此可彼者尊重原文不校改，新说证据不足者只在注释中介绍某家的校改意见；二是句读和译文，尽量恪守原文的字面意义，不掺杂研究者的不同见解；三是注释，大量引用前贤成果，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四是引用古文字学与其他考证成果，以验证或纠正许慎与前人的说法。且任举一例：皇★大也。从〔自〕王①。自，始也。始（皇）〔王〕②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③。胡光切（huáng）。〔译文〕皇，即大。由自、王会意。自是初始的意思。初统治天下的人是（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是伟大的君王。“自”的音读像“鼻”字。当今俗语把最初生下的子女说成是“鼻子”。〔注释〕①自：《段注》本作“自王”。当补。②始皇：《段注》作“始王”。三皇：《段注》引《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③许君用来证明“自”有始义。〔参证〕金文作……★。吴大贗《古籀补》：“日出土则光大。日为君象，故三皇称皇。”林义光《文源》：“象日光芒出地形”。这种做法，跟某些著作不尊重原文而热衷于“创新”，或墨守原文而不吸收学术界新成果，或利用别人新成果而不注明出处，总之跟这些浮薄风气，有天渊之别。这种做法，不仅使《今释》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资料性，而且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学风，是以戴段二王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优良学风的发扬光大。全书大体如此，仅书后列举的“主要参考书目”便有一百三十六部。
《今释》不仅全面吸收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不少创获，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纠正补充前人的见解。如：前言中阐发“释义的体例”时，提出了“别义寄于书证例”。《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虚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然的大山，第二个意义（别义）是居民聚居的单位。许慎只标明第一义；别义隐含在书证（“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自《周礼·地官·小司徒职》）之中。据作者说，全书此种用例不下一百例。不明此例则容易误解。又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提出“说文连上篆字为句”，解决了《说文》阅读中的一大疑难。但钱氏又指出，山名、水名、草名、菜名也“当连上篆读”，则是不对的。《今释》吸收了钱氏的正确之处，而纠正了其错误，廓清了概念。
《说文解字》是古汉字本形本义的总汇。字头九千多个，有些字今天已不独立成字，或成了偏僻字；很多字的读音变了，意义变了。因此，这是一部难读的书。《今释》把字头和正文中的难字，都一一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了注音。这便解决了难读的问题。《说文解字》还有一大难处，便是难检索。原书以小篆（合以古籀）为字头，小篆无起迄分明的笔画，故许慎只能做到“分别部居”、“据形系联”，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九千多字光靠分部和据形，是很难查找的。不仅初学者难，即使是专治文字学的专家也感到难。徐铉便在《说文韵谱字》中感叹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过去，人们也想解决这个困难。如：陈澧的弟子黎永椿，因自己少年时代读《说文》吃够了检字的苦头，便立志编了一本《说文通检》。他将篆书换写成楷书，再按笔画检索，并将别体字作了对照处理。这给读者解决了不少困难。但他仍囿于《说文》的五百四十部。汤可敬先生的《今释》在检索上有两点贡献：一是“部首检字表”，采用流行的二百部首；二是编了“音序检字表”，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音序。这便为当代读者开了方便法门。《今释》解决了《说文解字》难读、难检的两大困难，使这部伟大的学术著作更加走近了广大学子，其普及之功可以跟清代说文学大家王筠比美。
汤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能融合古今研究成果，把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非一日之功。他二十多年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而且善于读书，往往有间；在研究文字学方面，他受周秉钧教授的指导；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这部一百九十万字的鸿巨之裁。除了别的成就，仅仅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此书的责任编辑梅季坤先生，发现这部书稿后，认真审读，细心校改，其甘为人梯的精神颇值得赞赏。我在一九九六年中，多次到岳麓书社，便多次见他伏案审校此书，亲自动手剪贴篆字。我颇为他的精神感动。
本人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每年都要讲《说文解字》，深知学习《说文解字》的艰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写了以上的心得，愿与作者、编辑、读者共同分享此书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说文解字今释》（上中下），岳麓书社1997年版，定价98元）
功夫在字外
？ 何 频
前辈学人陆颖明（宗达）的嫡孙，现在也为学人的陆昕，近时左右开弓，一著一编，连出了两本关于启功的书。写的那一册名为《静谧的河流·启功》，其中不谈书法，专讲传主“因善书而引发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名人照相簿丛书”，读来亲切脱俗。编的则是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启功卷》，分自述自传和学术、随笔、短论与诗三大块，凡二十三万言，其实是启功先生著述的选集。我交替阅读着这两本新书，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上课听老师解说文本融汇百家，神采飞扬，多为老师的情绪渲染所感动；下课后又细读原作，亲尝梨味，实在又生了许多对启功先生的会心。
启功当初向贾羲民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请教于名家吴锐汀。十七八岁时，经一位远房叔祖的引见，又得入跨车胡同齐白石门下问学，艺术的灵苗遂在其心中节节生高。
书画是笔墨功夫，师傅带徒，每每口授心得，往往是就事论事，即兴式的居多，需要弟子八面意会、综合理解方可获其要旨。齐白石画室中常年挂着宋人陈搏的一幅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钦羡之余，先生总以临写多遍而不得前贤笔意为憾事。齐师还出示过自己的书画旧作为学生批点讲解，分明有篆书对联与何绍基一路的题跋。某日，白石先生谈到书法训练，却反对临帖。“字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口气一味的自信和固执。细心的启功并不敢随声附和，他悄悄拉开记忆的抽屉，里面又有先生盛赞过唐人李邕的《云麾李思训碑》的语录。为什么先生言行不一？启功一直疑而不决。颇过了一些时日，他终于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所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白石先生晚年急欲融化从前所学遍的各家，摆脱临摹的痕迹，努力树立别开生面的个人风格而已，他是在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希望。但是，“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
启功做学问和读书，不仅不盲从先生，亦不轻信书本和古人，曾做翻案文章，识见令人耳目一新。
画师毛延寿因丑画王嫱而被皇帝斩首，似乎已是千古定案。可是，启功填《昭君词二首》，曾撰小序：“古籍数载昭君之事颇可疑，宫女在宫中，呼之即来，何须先观画像？即使数逾三千，列队旅进，卧而阅之，一目足以了然。于即淫且懒之汉元帝，并非难事。而临行忽悔，迁怒画师，自当别有其故。按俚谚云：‘自己文章，他人妻妾。’谓世人最常矜慕者也。昭君临行所以生汉帝之奇慕者，为其已为单于之妇耳。……余所云：‘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则探本之义也。论贵诛心，不计人谓我‘自己文章’。”于是，他又作诗叹曰：“古人各著书，所以教后代。后人遂其私，言好行则坏。掠财及杀人，二者包无外。亦有蚩蚩氓，动色望之拜。”
不仅仅是汉语言文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对一部《红楼梦》的研究，也建树颇多。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多次重印的《红楼梦》四卷本，即由启功笺注。那篇《谈〈红楼梦〉札记》，他对何以曹雪芹采用“寓真实于虚构的写作手法”，四条原因总结得也堪称独道。
黄庭坚在《山谷集·论书）中曾说：“原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文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如是观启功，先生之书画如何不是传世佳作呢？
红学与鲁学
？ 严 秀
无论对“红学”或“鲁学”（鲁迅研究之学），我都是很尊敬的。这些年来，有些人对红学不大尊敬了，嫌它的很多考证太繁琐了，并有越来越繁琐之势。“新红学”一般指“五四”后的红学，大体上是以考证、思想、艺术三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说他们只搞繁琐考证，这是睁眼说瞎话。不说别的，以语言艺术而论，红楼梦就早已稳居顶峰的位置，以至所有语言辞典，凡白话文的例句，“五四”后就都着重引用红楼了（也兼及水浒及其他个别白话小说），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公认。至于思想性问题，一般总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其实不对。红楼梦在“五四”后崇高的艺术地位，决不是单对语言艺术而言。即使新红学派多从考证入手，其实这也是对的：如果对象是个什么东西，你都闹不清楚，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呢？
胡适是“五四”后两三年就大露头角的新红学的开山祖（他有学生顾颉刚、俞平伯这些杰出的人物做他的非正式助手），而且成绩卓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基本上予以全盘接受。一九五四年因捉拿不到胡适就把这笔帐全算到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了。我看到朱寨同志的一篇文章，说“文革”中大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