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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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激进和理想之梦，这是笼罩着物质贫乏的六十年代的绚丽色彩，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看见过那个梦红色的尾巴），他们的情感不像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的沉重，但又远没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拨人的轻松，那么，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典型情感？
作为一个搭上六十年代末班车、如今又迫近三十岁的人，我时常感到的是一种尴尬。在给许晖的信中，我谈到，这种情绪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显得尤为强烈了：“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更为年轻的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群已紧迫我们，让人徒生一事无成之叹。在他们中正在盛行的是轻的美学：冒险、游戏、情调、节日氛围、情人节和生日派对、好奇、有用和对发迹的向往。他们因此要比我们活得更漂亮、更轻松。但我们还是得勉为其难地表演着……”这一群人或许是具有根的意识、具有历史感的最后一代，紧随他们身后的一群，已用轻的美学消解了历史的沉重。但这一代在看到神界的同时，也不放弃世俗的体味和玩乐，这又与他们的前辈区别了开来。他们在精神形态上的“悬空”，使他们有可能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为最不引人注目、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代，对此，李皖在文中有非常好的表述：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这一代人里最优秀的几个人的遭遇，已经让人想起了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中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还有就是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作为过渡的一代，时代的担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滑过了他们的肩头，滑向他们不知道的身后。这一代以后出生的一茬人，他们似乎更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在社会变革的加速度中，他们尖声唿哨，快活地滑翔在物的世界的表面，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禀赋成为未来新世界的主人。
尽管如此，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还是登台了。虽然还是“隐约”的，还没有形成许晖们所希望的“整体的力量”，但他们开始显示出了这一代卓尔不群的品格。登台的脚步声中，同时出现了这一代的旗手和歌者。“这么早就回忆了”，有人就说他们的脸孔也还年轻，而心境已经很老很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回忆，是因为他们少年时代不停地游走的经历，是因为今天内心里感到的……悬空。梦醒以后会变得更老，他们有过梦么？他们并没有真的变老啊。
许晖寄希望于“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或许真有那么一刻，我们日日夜夜积累的欢喜和眼泪会得以自由迸发？但经验告诉我，等待，是一个危险的词眼，在想象中经历辉煌，必然会引起的是行动上的退缩。不需要祈祷，也不需要挽歌，对这一代来说，更要紧的还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庄子“混沌”解
？ 毛志成
庄子与另一位“忧患派”人士几乎同时、同乡，那位“忧患家”就是“杞人”。
“杞人”的思维层次不是太高，只是忧“天”，不过他毕竟还能算是一位不凡的先哲，因为“天”确实“塌”过，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事，而作为他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几乎天天都在目睹“天”渐渐坏下去的现象，天上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大“洞”；名之为臭氧层破坏。
庄子的思维层次则要高得多，他不仅忧“天”、忧“人”，而且对地球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表示忧患，认为人类的每一步文化化，都将株连出某种“所失”。于是，他创造了“逆向思维”体系，呼吁人类在远征中时时回眸，看看故国故都是否已经沦陷；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别——“反文化”，主旨是揭示文化的“负价值”。
在《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记载了庄子讲过的一则寓言，大意是：远古时候，大地有三个主宰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倏”、“忽”、“浑沌”。其中“浑沌”最“本真”，浑朴善良，只是太“原始”，面无七窍。于是，“倏”与“忽”便对“浑沌”进行了“文化开发”，每天为他凿一窍。七日而七窍备，但那位可爱的“浑沌”却死掉了。
在这里，“浑沌”象征着大自然的“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庄子担心它会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失去，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对于古人的“忧患意识”，现代人往往持鄙薄态度，例如那位“杞人”就曾被聪明人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嘲讽了两千多年。殊不知“天”确实“塌”过。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天，一颗像美国曼哈顿大小的流星撞击地球，烟尘四起，仅仅几十年时间，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恐龙，便彻底灭绝了。
人类的生存史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但人类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
糟糕就在于这是一种必然，不可超越的。
日本学者在北极圈南部北纬66°51′、西经46°15′、标高二千米的地方进行精确测察，推导出地球的大气污染始于公元一千八百年左右。真是让人惊愕，这个年代恰恰联系着地球上一个“人类史的辉煌”——欧洲产业革命（英国始于1760年，法、比始于1830年）。
这就是说，地球环境的大幅度坏下去，是和“现代化”同步的。
因其“必然”，故而“同步”。
恐龙灭绝于“偶然”，人类有没有可能灭绝于“必然”？
要寻求或推导这个答案，不能求助于活得美美滋滋、神魂颠倒而又浑浑噩噩的“现代人”——诸如“大亨”、“大款”、“大腕”、“老板”之类，也不能专门去听工业局长、商业局长的话，最好是看一看地球本身的褴褛情况：
全世界每年有五十多亿吨矿物燃料被烧掉，变成粉尘、烟雾、有毒气体滞留在大气中，飘落在水源里。每年有五百至一千立方公里工业污水倾入江河，或渗入地下水。在中国，仅印染污水一项，每年就有六亿吨。不讳地说，地球上现在已无一块净土——珠峰雪样中含锰、含汞，大西洋海底有铅、铬沉积，南极企鹅的脂肪中含六六六、滴滴涕，北极的云雾在明显变酸。超采地下水和污染的加剧，使人类文明蓝图的原稿——淡水分布图已经十分褴褛。例如中国，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一千个湖泊已经干涸了七百；在人们的梦中和小学课本上仍然美丽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经断流了近二十年，当地人改饮地下水，氟中毒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三点八。
有人做过测算，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增至六十五亿，工业排污量将增至每年三千立方公里，即使按最小比例，用十份清水去淡化一份污水，将用尽地球上所有的经流资源！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
“现代”一词，果真是那么美妙吗？或者说，它的“美妙”后面，果真没有另一种阴影在扩展吗？好，我们不妨看看地球上的“每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五万五千公顷森林被毁；一万四千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化肥使五万七千公顷土地退化成无用土地；丢失七百亿吨标准煤；产生一千四百多吨二氧化碳；几十万吨污物、污液倾入大海；价值二十亿美元的野生动物被捕杀；净增二十六万三千出生者，十六万人求职；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四万名儿童死去；四百万人因环境污染而致病……
我们无疑应该为“现代化”的“正价值”而唱颂歌，但面对它的“负价值”而唱一点悲歌，似也不应被视为恋古，何况“古”也有可爱处。
中国首部诗集的首篇首句便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说明两千多年前的黄河上曾有过无数草木葱茏、群鸟飞鸣的绿洲，而今天，连一个也没有了。《伐檀》者，魏风也，魏即今天河北。两千多年前，奴隶们在苦役的折磨下偶一抬头，尚能看到“河水清且涟猗”。今天，人们都不再受奴役，都成了“解放派”，但河北地区却再难找到“清且涟猗”的河流和一株“檀”！
“现代化”推出的物质辉煌，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对地球的毒化程度和毒化幅度也是空前的。全世界每天有几百万吨氟氯甲烷（氟利昂）挥发到大气中，有无法统计的石棉、沥青、涂料、化纤挥发物去污染天空。一个氯原子，便可吃掉十万个臭氧分子，被两千多年前那位“杞人”忧过的“天”，今天已明显地出现了两个大“洞”，即臭氧层破坏，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美。假如将南极上空的那个“洞”扩展到别处，十米水面以内的鱼类和浮游生物都要灭绝！那么，人呢？
恐龙所遭受的命运，会不会在今天的地球上重演？
事实上，征兆已十分明显，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全世界平均每天有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有四万名儿童死去，都是和地球环境的破坏连在一起的。
今天已没有“龙”，但是还有“虎”。虎在自卫能力上不亚于“龙”，而它也同样在走向灭绝。全世界九个虎亚种已经灭绝了五个，亚洲的虎总量已由五十年前的六万只暴减为今天的两千只，中国则由二万只暴减到不足一百只！
地球在战栗、颤抖。
其实，只要我们排除物欲，走出在物质世界中糊里糊涂地染上的盲目乐观，抬起头来认真看看我们脑袋上的天空，它哪里还是蔚蓝色的原稿？只要我们认真地调动一下本真的舌头，去尝一尝粮食、蔬菜的味道，它哪里还是有色植物的原品？
人是很聪明的物种，但由于他受自作聪明积习的污染太久，已经很难接受庄子的“逆向思维”程式了。
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 李少君
日前邂逅一位留学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博士，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所以很是认真地听他大侃了一通经济学。他先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缺乏长远计划，接着他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