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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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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 。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
      “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胁端、肃等人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盛怒之下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 。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毫不迟疑的“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
      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 。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
      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辏г宋酥率樵怠肮跻说惫保霸白郧肴腙睢保昝髂负蟛坏昧俪淖嬷疲揽烤铝α勘U险ǖ钠轿冉唤印 :蟆⑺唷⒐绞屏Γ且桓鋈切危蟆⑺嗉炔涣搅ⅲ苷」酰湍苷瓶卮缶帧9醯奶跫薹蔷褪侵爻鋈问拢徽浜螅醭晌耙檎酢保乒芫妥芾硌妹牛褪敲髦ぁ!八嗟场蔽闯⒉荒芤源私崮晒酰詹还校蚧故墙俱苟炙蟆=荆且姓桃炮汇梗遣辉阜秩ā4褥环剑露迅荆芄淮沽本褪谴笫だ菔狈秩ǜ酰翟诓皇枪值奶跫K院蟆⒐б慌募春希侵坪庵伪涑筛觳才〔还笸戎啤2荒苡柙虿荒苋。哂诿蚴в谑担嗟吃谡庵帧按笾腔邸狈矫妫酚星啡薄
      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
      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与之一同回京,变数太大,把握变小;故令之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
三、战天京
1。导言
      未经证实传闻:咸丰临死许下大愿,说,不管是谁,能克复南京,即封郡王 。
      清朝开国以来,封过五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义王孙可望及平西王吴三桂。死后追封过四个异姓王:扬古利、傅恒、福康安(傅恒子)及黄芳度 。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有迹可循。但是,同治三年,南京克复后,功臣封爵惟有侯、伯、子、男等名目,并无一人因此封王,甚至连公爵也没有。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似是
    而非。不过,慈安、慈禧听到遗命却不奉行,亦未可知。当时一同聆奉遗言的“顾命八大臣”,都能或杀或流,一句空口愿,又有什么要紧呢?
      传闻虚实,不得而知。但是,克服南京是天下第一大功,当时诸人没有不知道的。李鸿章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无疑是当事诸人的心声。克复南京,可以名垂青史,可以身膺旷典;倘若躬逢其盛,谁不攘臂而争,谁能袖手而让?于是,南京攻防战,不但是敌我之间的战争,也是盟军内部的博弈,既有浴血坚城的壮举,也有兄弟阋墙的机心。欲知围攻南京的详细战况,当时后世,诸人著作俱在,读者取观可也;无须我来踵事增华,铺陈渲染。窃拟屏蔽战场上的轰轰炮声,尽量感受当事者的怦怦心跳,别开生面,强作解人,重现诸人内心中比实际战况更激烈、更微妙的“战天京”。
2。势围和力围
     虽然要揭示内心的“战天京”,但是按照由表及里的原则,不得不稍稍介绍外部的“战天京”,否则,缺乏背景,不便定位。
      要战天京,先得围天京。要围天京,则分为“势围”、“力围”两种围法。“势”,指清军内部的权利分配,已经为围城做好政治和经济方面“势”的准备;“力”,则指军事方面,已经做好内圈、外围的兵力布置。
      “势”,其实就是“知己知彼”一词中的“己”。“己”有多大的力量,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强的援助,这个账算清楚了,才叫“知己”。“彼”实不易知,今日信息化程度如此发达,天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
      “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
      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
      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元老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
      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 ,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
      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
      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
      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
      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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