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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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场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战争，愣被努尔哈赤主导着打成了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场战争。三十六年之间，大明帝国作为战争的一方，不停地为另一方加官晋爵，帮助他壮大自己的力量。三十六年后，当这另一方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将锋利的矛头真正对准被打一方时，后者方才恍然大悟：那一切原来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们真的以为战争今天才刚刚开始。
此中情形，令人扼腕叹息。帝国制度确如一架没有制动装置的过山车。当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具有排山倒海般力量，所向披靡。当它滑向错误的道路时，其破坏性能量同样无人能够阻挡。
公元1618年即万历四十六年，是明、清关系史上重要的年份。大明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年五十六岁。他和他的臣子们，终于用近三十年的荒怠和没完没了的党争、倾轧与争吵，迎来了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岁月。
命中注定，帝国要在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开始为自己以往的苟且、自私、贪婪、短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使千百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同时，将皇朝送上绝路。
此时的努尔哈赤则已逢花甲之年。这位比万历皇帝大四岁的老英雄，在他六十岁时，老当益壮生机勃发，似乎刚刚进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正月，在他那并不辉煌，甚至称得上是简陋的汗宫内，六十岁的老汗王断然宣布：“我决心已定，今年要出征。”他不再掩饰，将锋芒直指大明帝国。未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正是在即将开始的八年里，他将自己的人生事业推上了颠峰。
三年前，李成梁以九十岁高龄死去。转过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即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立后金国，建年号为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名汗”，正式切断了与大明帝国的通贡关系，并开始推行他那著名的八旗制度。而由于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主动放弃宽甸六堡，给努尔哈赤一下子增加了八百里偌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大明帝国基本丧失了钳制努尔哈赤的前进基地，甚至变得连努尔哈赤究竟在干什么，他还想干什么都难以察觉。以至于连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的消息，大明帝国朝廷可能都是从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节那儿知道的。
此时，努尔哈赤兵马强劲，疆域广大，实力已今非昔比。但是，对于他来说，总体的战略态势并不是很好。在他的东南部，是大明帝国的亲密盟友朝鲜；北部和西北部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部族与受到大明支持的叶赫部；西部与西南部则是庞然大物——大明帝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除了东北方向是他寒冷荒芜的后花园之外，其他三面全部被他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封死，他向任何一个方向突进，都有可能受到来自侧后翼的包抄，从而被截断后路，四面受敌。
此时，他偏偏将剑锋指向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表的、极其大胆也极其高明的决定，可能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冒险，一次将身家性命全部赌上去了的孤注一掷。不管是亡命徒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洞察了大明帝国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这场豪赌的结果都一样，胜之则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失败就会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战争真的开始了（7）
努尔哈赤的思路是，如果能够重创大明，使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指手画脚，那么收拾两翼的叶赫部与朝鲜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否则，自己可能永远都会腹背受敌。对于他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是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很了解大明帝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无论如何，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都使努尔哈赤从一个割据地方的草莽枭雄，上升成为了不同凡响的英雄。
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汗王宫发布了他那著名的《告天七大恨》。
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小事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们在政治上的识见程度。
比如，其中的第四大恨就很有意思，说的是明朝为叶赫撑腰，导致叶赫部落将努尔哈赤早就已经订婚的一位女子改嫁给了蒙古，遂成为努尔哈赤的心头大恨。
这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耻辱和愤恨的那位女子，就是东哥。
本来，东哥的故事与明朝没有太大的鸟关系，明朝的皇帝与地方文武没有参与抢夺这位美女已经很不错了。努尔哈赤则坚定地相信，如果没有明朝的支持，叶赫部断然不敢如此胡来。这可能的确道出了当日的部分实情。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成了他七大恨中的一恨。其实，这是一件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为此，该流的血早就已经流过，努尔哈赤一直因为时机与实力的缘故隐忍不发。如今，这位女子韶华已逝，成为时人口中的“叶赫老女”，偏偏又被努尔哈赤拿出来说事儿，表明这位女真英雄可能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作为，编造或者寻找一些理由。
后来，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大约有点不好意思，在进军全国、统治全国的进程中，不停地对这七大恨原始文稿予以修饰，令那不忍卒读的文字通顺了许多，最终成就了一篇我们今天勉强能够看得下去的东西。
虽然如此，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却周密而完善。该文告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次日便一举拿下大明辽东重镇抚顺。统兵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额驸，就是我们熟知的驸马。
一周后，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及其所部一万余人全军覆灭，生还者十二人。史书记载道：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张承胤。）
这时，只有到了这时，大明帝国天子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此时此刻，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却没有人主持工作。原因是早在两个月前，代理国防部长的那位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曾经屡屡上书皇帝，请求退休，可能已经染上鸦片烟瘾、居深宫数十年不露面的皇帝，置之不理。于是这位代理部长便封存好国防部大印，自说自画地退休回老家了。就此，导致帝国国防部迄今无人主持工作。
据说，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补充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缺额了。有统计数字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缺额可能已经达到70％，而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员缺额也已经达到50％。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缺额官员的工资俸禄，可以由皇帝收归大内。
八个月以后，公元1619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大明帝国才终于将讨伐努尔哈赤的各项事宜，大体上安排到位。就此，发生了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大明方面的前敌最高统帅名叫杨镐，是一位很难准确界定其胆识才略的方面大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那场抗倭援朝战争，就是在此人领导下打得莫名其妙的。如今，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于是，情急之下，请他出山，力挽狂澜。另外一位次重要人选则是新任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将军的二公子李如柏将军。而恰恰就是这位李如柏将军，娶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于是，辽东人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传唱歌谣曰：“奴酋女婿做镇守，不知辽东落谁手？”
战争真的开始了（8）
出征之前的誓师大会，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其情形令即将奔赴战场厮杀的将士们心情十分郁闷。
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最高统帅的军事部署则更加令人绝望。出征前，大明帝国号称调集了四十七万全国精锐部队，准备以泰山压卵、牛刀杀鸡之势，一举割断努尔哈赤的喉咙。实际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则大约为十四万左右。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兵马，这已经占据了人数上的压倒优势。谁知，我们的大军统帅可能在说给别人听的宣传中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指挥的是四十七万大军。于是，置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基本道理于不顾，下令将十四万人组成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结果，自然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每一路大军面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努尔哈赤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采用了完全符合现代军事理论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争进程大体如下。
截至二月中旬，明军陆续集结到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四个地方的部队约为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军队一万人左右，叶赫部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其他土司、镇道的游兵散勇，明军总体上有十四万人上下。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人马而言，这仍然是一支压倒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此时，万历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不管千里之外的实际情形，只是用最高一级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催促进兵，于是，前敌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四路部队分头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的四百里扇面上齐头并进，向兴京—赫图阿拉做“球心状运动式”攻击，希望能够达成分进合击的战役目标。
这四路大军是：
南路由辽阳总兵刘纟廷为统帅，于宽甸经由董鄂路即今日之辽宁省桓仁县，北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此路明军人数约一万人，号称四万，一万人的朝鲜军也划归此一路。后来，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坚定地相信，这一路就是有四万多人。
中路右翼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统帅，是由皇帝所亲自点名任命的。此路由辽阳出发，经清河东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正面。此路大军人数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六万，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宣布战果时，也认为该路敌军为六万人。
中路左翼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统帅，集结于沈阳，沿浑河河谷出抚顺，经由苏子河河谷，会同中路右翼军李如柏，共同攻击兴京—赫图阿拉之正面，此路大军兵力约三万人，号称八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