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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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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安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如今,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有如被爹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说,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则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夺取广宁(3)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未。)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剧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次,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岂能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铁石心肠的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夺取广宁(4)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们!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并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满清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上深入探究过,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何以一到历史转折的时刻,便会如此行事。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先后席卷辽东七十余城,可谓攻无不克。如今,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作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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