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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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那时，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可能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走向智慧之宫（2）
从当时的形势看，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上，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它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
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做酒不香，做醋却极酸的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今天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今天，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谕辽阳游击阿尔布尼书”。）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们，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庄丁们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摆布的地步。
走向智慧之宫（3）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就连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才干，却也只是混到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们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们，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记载甚至谈到，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曾经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同样，此种情形不可能不引发切齿痛恨。满族人聚居地方的水井被投毒；吃的咸盐当中被掺拌毒药；有的则把猪毒死后，将肉卖给满族人吃等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了不止三次五次。最后，严重到了要由后金汗国的国家元首下令：所有店铺的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店铺前面，凡满族妇女购买食物时，要将店主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出事之后搜索。
于是，事情开始起变化。
现在是满族人经常遭到袭击。凤凰城，就是今天辽宁省丹东市治下，一个满族人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不知被谁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当场毙命；某牛录中的两个人到盖州，就是今天辽宁省盖县去出差，莫名其妙被杀死；有三个满族人去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办事，也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国家元首努尔哈赤又下令：从今以后，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严厉处置肇事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就这样，努尔哈赤终于用他的铁血政策，促使辽东地区人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大面积暴动。本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造不起反来的意思。如今，从天命六年开始，到努尔哈赤死掉的天命十一年，先是金州，就是今天辽宁省金县，偏偏是两个最胆小怕事的秀才，聚集了十个人“合谋作乱”。（金梁《满洲秘档》，“爱塔建功”。）然后数年间，干柴烈火一样，镇江——今辽宁省丹东附近、复州——今辽宁省复县、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汤站、险山、鞍山、首山、十三山、彰义等至少十余地发生暴动。
努尔哈赤的反应，则是格杀勿论。
到天命十年十月，就是努尔哈赤临死前十个月，他更是下令，备御即相当于今天营、连长以上的各级军官，一律要严密搜查各自的村庄，对于那些叛逆之人，一经发觉，他们有权立即斩杀。特别是那些被大明革职在家闲居的旧官吏、读书人、秀才、乡绅等，煽动闹事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此，对于上述人等，要一律处死。
显然，这种政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通过杀人来自杀的政策。其愚蠢其严酷其残暴，必定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全都痛苦不堪。
到公元1627年春天，也就是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春天，皇太极继位半年之后，努尔哈赤铁血政策的恶果已经彰显无疑。
走向智慧之宫（4）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为了避免悲惨的命运，这些青壮年人口开始大量出逃，逐年累积的结果，则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而天灾也在此时适时而至。于是，后金汗国“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一斗米卖到了八两白银。
用肯定不够精确的算法折算下来，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米卖到了160元人民币一斤。
就这样，一向堪称富庶的辽东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偷盗风行于世，凶杀、抢劫也已见惯不怪。当时，有人建议皇太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皇太极叹息道：“老百姓要饿死了，所以才偷才抢啊。”（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六月。）因此，他一再下令，不许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在我国数千年帝王制度下，如此明白事理的皇帝并不是特别多。
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温和而又坚定。他派人丈量土地，把各处多出来的土地归公，不许再立庄田。然后，下令将原来编为一庄赐给一个牛录——备御的十三个汉族壮丁加上七头牛，改为八个壮丁加上两头牛。将其余多出来的壮丁编为民户，安置到那些丈量后多出来的土地上去，恢复了他们自由农民的身份。再然后，则是派遣汉族官员前去管理，减少了种族间的荼毒与仇恨（《清太宗实录》卷一）。
与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部族国家一样，女真的后金汗国同样依靠战争和抢掠为其获得奴隶与财富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这些部族国家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历史记载显示，“后金国开国之初，俘掠的辽东之民，全部变成了满族的奴隶”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昭梿《啸亭杂录》）。而化奴为民、化解种族间的仇恨、逐步加大自由民的数量、减少编民为奴的人口，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满族人歧视、荼毒其他民族等等政策，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实行的。此后，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其国政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若没有这一条，后金汗国想发展壮大，最后走进中原，可能就会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统一东北一样，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表明，皇太极的�
